《剪灯新话》主要内容解读与赏析

【导语】:

瞿佑 《剪灯新话》是明朝初年产生的一部传奇小说集。这部著作共载传奇小说4卷二十篇,附录一篇。其中一部分描写神仙鬼怪,另一部分直接取材于元末现实生活。 元朝的蒙古贵族统治具有

  瞿佑

  《剪灯新话》是明朝初年产生的一部传奇小说集。这部著作共载传奇小说4卷二十篇,附录一篇。其中一部分描写神仙鬼怪,另一部分直接取材于元末现实生活。

  元朝的蒙古贵族统治具有空前的落后性、疯狂性和野蛮性,贪官污吏遍布朝野,冤狱冤案比比皆是,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十分残酷,劳动人民陷入了“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悲惨境地。至正四年(1344),旱灾、虫灾大作,瘟疫流行,百姓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至正末,农民暴动纷起,各路起义军拥兵据地,攻城杀吏,天下大乱。这一大动乱的社会现实,给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明朝建立后,社会出现了安定局面。一方面,统治阶级对农民实行了一些让步政策,采取了一些鼓励生产的措施,使封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明太祖朱元璋阴狠猜忌,大肆杀戮功臣,还大兴文字狱,屠杀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企图杜绝文人对时政的批评。在严刑峻法面前,一些文人为了避免与统治者直接抵牾而招来杀身之祸,便追摹唐人,写起闺情艳遇、鬼怪神仙的传奇小说来。《剪灯新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瞿佑(1347—1433),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人,少有诗才。明太祖洪武年间历任仁和、临安、宜阳等县训导,后升任周王府右长史。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因诗祸下狱。永乐十三年(1415)谪戍保安(今河北怀来一带)。仁宗洪熙元年(1425),经英国公张辅奏请赦还,在英国公家主家塾,三年后放归。宣德八年卒,享年八十七岁。瞿佑一生著述不下三十余种,但大多亡佚。现仅存《剪灯新话》、《归田新话》、《咏物诗》等数种。

  瞿佑生活在元末明初,一生坎坷。元统治者的残酷压迫、野蛮掠夺和元末的社会动乱,他都亲身经历;明初的文禁,他更有直接的感受。这些都为他创作《剪灯新话》奠定了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

  《剪灯新话》共二十一篇作品,其中以描写婚姻爱情和暴露社会黑暗、抨击豪强势力的篇什居多,价值也比较高。

《剪灯新话》主要内容解读与赏析

  书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共九篇,这些作品无论描写人与人的婚姻,还是描写人与鬼的爱情,都从不同角度暴露了封建势力扼杀爱情、破坏美好婚姻的罪恶,赞扬了青年男女为追求自由爱情和自主婚姻的斗争,表达了作者在妇女问题上的理想和愿望。《绿衣人传》描写书生赵源和女鬼绿衣人恋爱的故事。赵源和女鬼绿衣人前世同为南宋权臣贾似道的奴仆,两人地位相同,命运相同,在多次接触中产生了爱情。但是,这种纯真的爱情在封建官僚的家庭里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当他们的恋爱被别人告发之后,便双双被贾似道“赐死于西湖断桥之下”。当贾的一个侍妾流露出对青年男子的爱慕心情时,说了句“美哉二少年”,就立刻招来横祸,贾似道把她的头砍下来示众,以杀一儆百。绿衣人在人世上没有爱的权力,死后鬼魂来和她所爱的人相会。起初,赵源不了解绿衣人的来历,以为是“巨室妾媵,夜出私奔”,当他了解了他就是自己前世所爱并且和自己同遭不幸的人时,激动地说:“吾与汝乃再世姻缘也,当更加亲爱,以偿畴昔之愿。”鬼魂离去时,“源大伤恸,为治棺榇敛之”。自己投灵隐寺为僧,终身不娶,以表示对爱情的忠贞。

  一些作品还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对爱情的扼杀。《金凤钗记》描写了吴兴娘的鬼魂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吴兴娘和崔兴哥自小订婚,由于兴哥随父宦游远方,十五年不通音信,兴娘失去了希望,郁郁成疾,半载而终。兴娘和兴哥在襁褓中订婚的,谈不上有什么爱情,但既已成约,命运也就安排定了。因此,当兴娘到了十九岁,已经超过了当时一般女子结婚年龄的时候,仍然得不到兴哥的消息,她绝望了,觉得活在世上成了多余的人。因为像她这样的大家闺秀、官宦之女,再嫁被认为是不贞节的,要受到歧视,于是摆在她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她死后并不甘心,趁清明节举家上冢之机,她的鬼魂便跟了回来,同兴哥相会,并深谋远虑,与兴哥私奔他乡,相亲相爱,过了一年夫妻生活。最后她不得不离去时,还用鬼魂附体的办法,要求父母将妹妹庆娘嫁给兴哥,以续前缘。兴娘的命运,是封建社会众多女子的命运,她对爱情和美好婚姻的渴望,反映了广大妇女的共同要求。她以自己的含恨死去,向吞噬她的封建礼教作了血和泪的控诉。《滕穆醉游聚景园记》里的女鬼卫芳华也是生前得不到爱情,死后鬼魂来与人相爱的。作者笔下的女鬼,体态美丽而品格高尚,不仅不令人恐惧,而且非常可爱。这样美好的女子,前世在宫中做奴婢,二十三岁都不能结婚,只有死后才得到爱情,享受家庭生活的幸福,可见做人不如做鬼。在这里,作品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

  在另一些作品中,作者还以赞扬的笔调描写了敢于藐视封建礼教的人物。《爱卿传》里的赵六,出身簪缨之族,拥有巨万家资,不受贞节观念的约束,娶妓女为妻。妻子被迫害致死以后,他“抚尸大恸,绝而复苏”。《渭塘奇遇记》里的王生出身于诗礼人家,外出收租时和酒家女儿相遇,产生了爱情;第二年再次相遇,便自主婚姻,结为夫妻。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作者对于男女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理想。

  书中有些作品还描写了战乱对婚姻和家庭的破坏,作者对这些青年男女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元末大动乱中,罗爱爱被元朝地方军官刘万户霸占,自缢身死(《爱卿传》);刘翠翠为张士诚部将李将军所掳,郁郁而亡(《翠翠传》);杨采采与商生避乱分离,音信不通,后来采采嫁人生子,两人空遗绵绵长恨(《秋香亭记》)。这些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和美好的新婚生活都由于战乱而遭到破坏,落得个悲惨结局。以上几篇作品都写得细腻生动,哀婉感人,在《剪灯新话》中均属上品。

  这些作品还描写了开明的家长,对他们的尊重、支持儿女自愿婚姻的态度表示赞赏。《爱卿传》里的赵六,纳礼正聘妓女为妻,他的母亲不加反对,并和儿媳和睦相处。更堪称道的是《翠翠传》中翠翠的父母,他们为了满足女儿的意愿,在“门户甚不相敌”的情况下,竟能说出 “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吾知择婿而已,不计其他” 这样沁人肺腑、动人心弦的话,这对处在封建道德束缚下的青年男女,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这当然也是作者理想的表现。

  上述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揭露了封建势力残害青年的罪恶,对青年男女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斗争给予热情的赞扬,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表示深切的同情。这些作品都突出一个“情”字,这个“情”是和周秦以来的封建礼教特别是与程朱理学直接对抗的。程朱理学要求人们“去人欲,存天理”,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经地义的。而“情”则主张摆脱束缚,顺乎自然,肯定人欲的进步和合理,带有个性解放的性质。

  《剪灯新话》中有些作品正面揭露并猛烈抨击了封建官吏的罪恶和腐朽。《绿衣人传》对南宋权臣贾似道专横残暴、草菅人命的凶恶面目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挞。贾似道发现奴婢恋爱,就随意处死; 听到姬妾赞美游人,立即杀头;认为有人作诗讽刺他,便逮捕下狱,充军远方。《三山福地志》还揭露了元朝官吏借钱不还、仗势欺人的丑恶嘴脸。同时对丞相、平章、郡守、经略等官吏搜刮无餍、杀害良民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另有一些作品则以鬼怪世界写现实社会,在运用影射手法对元朝的黑暗政治进行揭露、讽刺的同时,塑造了一批同恶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人物形象,表明了作者嫉恶如仇的鲜明政治态度。《太虚司法传》里的冯大异,“恃才傲物,不信鬼神,凡依草附木之妖,惊世而骇俗者,必攘臂当之,至则凌慢毁辱而后已,或火其祠,或沉其像,勇往不顾”。他在掉进鬼谷深坑、落入魔鬼的包围圈后,仍然顽强不屈,忍受一切痛苦和耻辱,始终不忘复仇,死前还让家里人把纸笔放在柩中,说要到老天爷那里去打官司:“数日之内,蔡州有一奇事,是我得理之时也,可沥酒为我贺矣。”充满了乐观的斗争精神和必胜的信心。经过一场恶战,他终于把魔鬼消灭干净,取得了最后胜利。《令狐生冥梦录》里的令狐譔,作诗揭露鬼官鬼吏贪赃枉法的罪行,替穷人鸣不平,触怒了“权鬼”,被抓到阴曹地府去审讯,他不服,在“自供状”中进一步揭露了那些有权有势者“以强凌弱,恃富欺贫”的罪恶行径,指出那些法律都是为有权有势的人服务的,它使“贫者入狱而受殃,富者转轻而免罪;惟取伤弓之鸟,每漏吞舟之鱼”。他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自供状”反而成了“控诉书”,弄得鬼王毫无办法,不得不承认“令狐譔持论颇正,难以加罪”,只好宣布无罪释放。《修文舍人传》写了一个正直的穷读书人夏颜,他在人世不得志,死后在冥司却做了大官。作者通过夏颜鬼魂之口描述了冥司如何公平,“用人必当其才,必称其职”,“黜陟必明,赏罚必公”,不像人间靠贿赂、门第、外貌等邪门歪道取士,所以人间“治日常少,乱日常多”。这三篇作品都假托阴司,对元朝末年的腐败政治和明初的文字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笔锋所到,触及了最高统治者、封建法律和某些政治制度。

  明朝初年,统治者压抑迫害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作者有亲身体会,他的《剪灯新话》写成之后,“藏之书笥”,迟迟不敢发表,刊刻时还用“诲淫”、“语怪”之类的话作了一番掩饰。尽管如此,在他死后九年(正统七年),还是没能逃脱被禁毁的命运,致使这部书的足本在国内失传,不得不从日本抄回。

  《剪灯新话》二十余篇,多写元末明初百年之内事,作者面对残酷的现实,真实地反映了元朝末年的腐败政治和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对明初的文字狱进行了影射、揭露和抨击,对残害青年男女、扼杀他们的爱情、破坏他们的婚姻的各种社会势力表示强烈的愤慨,对青年男女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肯定这部小说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作者的思想局限。由于作者以“劝善惩恶,哀穷悼屈”为宗旨,因此,他实际上并未超越封建伦理道德的善恶观。作者在《龙堂灵会录》中抬高伍子胥而贬低范蠡,借伍子胥之口数落范蠡有“谋国之不臧”、“事君之不忠”、“持身之不廉”三大罪状,依据的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原则。在《三山福地志》中借庵主轩辕翁的口说:“子一念之恶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临。”又全是消除人民反抗意识的封建说教。一部分作品还过多地宣扬了因果报应思想。此外,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虽具有反封建意识,但一般说来格调不高,多数是“慕其才色”或“一见钟情”,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联芳楼记》之类的作品,格调更低。描写神仙灵怪之作基本上是模拟六朝以来的志怪小说,没有多少实在内容。

  《剪灯新话》在艺术上的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作者在刻画人物时善于抓住不同环境中不同性格人物的心理活动。《翠翠传》中写金定寻找翠翠,几经周折,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李将军宅第,看到门庭显赫,便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生伫立门墙,踌躇窥俟,将进而未能,欲言而不敢”。写翠翠与金定见面,“以兄妹之礼见于厅前,动问父母外,不能措一词,但相对悲咽而已”。《三山福地志》中还有主人公自实除夕夜盼缪君送米的一段描写:“至日,举家悬望,自实端坐于床,令稚子于里门觇之。须臾,奔入曰:‘有人负米至矣。’急出俟焉,则越其庐而不顾。自实犹谓来人不识其家,趋往问之,则曰:‘张员外之馈馆宾者也。’默然而返。顷之,稚子又入告曰:‘有人携钱来矣。’急出迓焉,则过其门而不入。再往扣之,则曰:‘李县令之赆游客者也。’怃然而渐。如是者凡数度。至晚,竟绝影响。明日,岁旦矣,反为所误,粒米束薪俱不及办,妻子相向而哭。自实不胜其愤,阴砺白刃,坐以待旦。”这些描写相当细致,相当逼真,有力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果没有对生活的深刻感受,是无法写出来的。

  其次,这部短篇小说集继承了六朝以来志怪小说的艺术传统,描写鬼魂追求爱情是为了表现青年男女死不罢休的斗争精神。作者选择了鬼魂这种特殊身份来描写,灵活方便,是现实中的人所不可比拟的,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礼教和法律是管不着鬼魂的,他们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可以自由相爱,自主婚姻,而这正是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梦寐追求的理想。

  《剪灯新话》故事曲折,文笔清新,语言优美艳丽,哀婉动人。正如凌云翰在《序言》中所说: “读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堕泪。”

  当然,它在艺术上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在一些作品中,作者把人物作为自己的传声筒,用长篇议论或说教代替了客观描写。有些作品,作者为了显示才华,插进了相当数量的诗词柬牍,反而使作品冗杂、板滞,情节拖沓。然而,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总的说来,在文言小说低潮时期,它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著作。

  我国的传奇小说创作始于初唐,到了中唐,传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产生了《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等许多名篇佳作,使小说成为文坛上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唐以后,传奇小说开始走下坡路,宋人小说缺乏生气,虽然数量不少,但功力已远不及唐人。元朝文人忙于填词写曲,传奇小说几乎无人问津。直到明初,瞿佑才以《剪灯新话》打破了这种僵局。这部著作继承了唐传奇描写现实的优良传统,使传奇小说创作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它的问世,在当时沉闷的政治环境中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与共鸣,甚至连国子监里的经生儒士也“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弄得统治者惶惶不安,如临大敌。

  《剪灯新话》出现以后,仿拟者纷起,永乐年间有庐陵李祯的 《剪灯余话》,宣德年间有赵弼的《效颦集》,万历年间又有邵景詹的《觅灯因话》相继传世。这些作品便成了沟通唐传奇和《聊斋志异》 这两个高峰之间的桥梁,在小说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剪灯新话》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如《金凤钗记》、《联芳楼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渭塘奇遇记》、《爱卿传》、《翠翠传》、《绿衣人传》等被收入《艳异编》、《情史类略》等小说类编。其中一些作品对白话小说和戏曲也有很大影响,如《金凤钗记》、《翠翠传》被明末小说家凌濛初改写成白话小说; 这两篇作品和《渭塘奇遇记》、《绿衣人传》还被一些戏曲作家改写成杂剧、传奇和地方戏曲。《聊斋志异》也从《剪灯新话》中汲取了营养。《剪灯新话》传到日本,受到日本读者的喜爱。

  《剪灯新话》的版本较为复杂,其原刻本的刊刻时间尚不能确定。根据有关材料,我们知道《剪灯新话》在洪武十一年(1378)就已编订成帙,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还有人为该书写序(今见凌云翰洪武三十年序时间有误,当为洪武十三年),可见,该书当时还处在传抄阶段,并未付梓。其出版时间约在洪武末至永乐初。据高儒《百川书志》卷6记载,《剪灯新话》共4卷二十一段(即二十一篇),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卷数篇数相同。1958年上海图书馆发现了该书明末福建建阳版的残本,可见该书明末尚有足本刊刻。但长期以来《剪灯新话》全本在国内已失传。1917年董康据日本足本翻刻,《剪灯新话》始重归故国。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华通书局以铅字排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郑振铎编刊《世界文库》,把《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收入第6至第9册。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剪灯新话》校注本(周夷校注,附《剪灯余话》和《觅灯因话》),1981年又将该书再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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