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主要内容解读与赏析

【导语】:

吴沃尧 今天,《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不太惹人注目,但清末、民国之初,它却是一部轰动一时、妇孺皆知的流行小说,与《官场现形记》双峰并峙,堪称由旧小说过渡为新小说的桥梁。作

  吴沃尧

  今天,《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不太惹人注目,但清末、民国之初,它却是一部轰动一时、妇孺皆知的流行小说,与《官场现形记》双峰并峙,堪称由旧小说过渡为新小说的桥梁。作者吴趼人,生于豺狼当道的晚清,故以愤世嫉俗之心,痛快淋漓之笔,作嬉笑怒骂之文,力图以小说干预政治,抨击时弊,揭示社会之毒瘤,为社会改革作舆论准备。

  吴沃尧(1867—1910),字趼人,又字茧人,原字小允,别署茧闇,或趼廛,又署迪斋,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故又以“我佛山人”自号。

  据其友人李怀霜《吴趼人传》载,作者少为名士,倜傥不羁,有正义感。其父为浙江候补巡检,病故于任所,以后事托乃弟。其弟竟将亡兄宦囊席卷一空。吴趼人只得早早地负起养家的责任来,二十余岁即到上海谋生,曾在江南制造局当抄写员,常为报纸撰小品文。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印行《新小说》,鼓吹“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主张小说为资产阶级改良服务。1903年,吴趼人试作长篇小说,先后在《新小说》上发表了《电术奇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瞎骗奇闻》等。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问世后,声誉鹊起,遂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名噪一时的多产作家。1906年,他与周桂笙合作,创办《月月小说》,先后发表了《痛史》等小说二十余种。晚年所撰的《最近社会龌龊史》(又名《近十年之怪现状》),世人多视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续篇。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吴趼人小说中最知名之作,开头十数回曾连载于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后因《新小说》停刊而辍笔。1907年至1909年间,作者又续成一○八回,由广智书局厘为四卷,印成单本八册。1935年10月又重加标点印行,此书于章回正文之末,多附有评语。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此书,删去评语。

  李怀霜的《吴趼人传》认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低回身世之作”,“根据昭然”,肯定它是一部自传。清末《缺名笔记》也说:“书中影托人名,凡著者亲属知友,则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也与李怀霜持同一观点。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主要内容解读与赏析

  其实,此书仅带有若干自传的因素,书中所述种种见于官场、洋场、商场的怪现状,虽多是作者所见所闻,但个中人决非全是作者的亲友。如第3回所述一候补道,将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好色的制台内室,为其“按摩治病”,以求升官一事,亦见于《官场现形记》。此书末回的评语说:“此回之治丧,为著者生平第一懊恼事……以见此虽小语,顾不尽空中楼阁也。”其中“顾不尽空中楼阁也”一语,深可玩味,它告诉我们:即使取材于作者亲历之事件,亦尚有艺术虚构的成份。总览全书及评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作者徘徊于“生活原型”与“艺术虚构”间的痕迹,此类粘附生活,未能使生活进行美学升华,正是介乎“旧小说”与“新小说”之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特有的风格。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述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谴责小说时不无微词,但也肯定其“命意在于匡世”。

  所谓“匡世”,主要表现在干预政治、抨击时弊。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吴趼人则进一步演绎他的理论:“吾国素无言论自由之说,文字每易贾祸,故忧时愤世之心,不得不托之小说。且托之小说,亦不敢明写其事也,必委曲譬喻,以为寓言,此古人著书之苦况也。”(《说小说》)这苦况也是吴趼人著书的苦况。

  正因为如此,所以吴趼人作小说,以期唤醒民众,不得不借“九死一生”之口,描绘清末社会的轮廓:二十年中,“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这些充斥于晚清社会的毒物,其害人的手段虽有攫人、啖人、蚀人之分,但择人而噬的本质则是一样的。其中,最难识别而又危害最甚的,当数魑魅魍魉。吴趼人用此来影射清末官场中的群魔。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描写的领域远比《官场现形记》宽广,它由官场进而触及洋场、商场,而商场、洋场中的“蛇虫鼠蚁”、“豺狼虎豹”也多与官场的“魑魅魍魑”相勾结。小说客观上揭示了晚清社会一切以洋人、官场为中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实质。

  小说的特出贡献在于刻划了晚清社会的特殊阶层——官商,这是祸国殃民之蠹。

  官商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产物。洋务运动是清政府挽救垂死的封建统治的手段,然而,由腐朽透顶的清朝官员办实业,势必任人唯亲。吴趼人曾在制造局任职,深悉其中黑幕。小说第30回写制造局总办李勉林为了报答仆人背负老太太逃难之恩,将此仆一手提拔为司事师爷,再由下任总办任命他管理船厂。这位老爷上任后,第一件要事是:“传齐了一切工匠、小工、护勇等人,当面分付说:‘今天蒙总办的恩典,做了委员。你们从此要叫我周老爷了,不能再叫我周师爷的了。”周委员既然如此,局中管理工厂的委员,也大都是什么都不懂的货色,有的甚至一个字不识。李勉林是清政府心目中办洋务的干员,制造局“守成”的典范。典范的总办尚且任用自己的仆人为“司事”、“委员”,则其他可知。由这类官员去管理局,管理工厂,企业怎会不被他们管得一团糟!

  官商之害,二在于化公为私,贪污糜费。手握重权的官员既将企业视作调剂亲友甚至仆人的肥缺,则身受其惠者及夤缘钻营者,必以公款孝敬上司,百计干禄;同僚之间常串通一气,营私舞弊,甚或内外勾结,盗卖公物。第52回写官办轮船公司汉口分公司的“总理”为了巴结前来视察的督办,以二百五十吊钱物色了一位绝色姑娘,充当督办的“临时如夫人”。为此,总理还为督办布置一所西式陈设的花园洋房,充其藏娇之金屋。当差的为总理送来一百吊钱票,师爷问:“出在甚么帐上?”总理则说:“一百吊钱,杂用帐上随便那一笔带过去就是了。”随后,又出了一会神道;“再去拿一百吊来。这一百吊暂时宕一宕,我再想法子报销。”文中的“宕一宕”和“再想法子报销”数语,确实很传神,只要轮船公司不倒闭,总理就可以把为巴结督办所花去的一切费用如数向公司“报销”,自己不用花一个铜子,而巴结督办得来的好处,则归一人独享:这何乐而不为呢?

  总理如此,属员势必上行下效。制造局员无不用皇上家的工料、时间,做了私货来享受或换钱。第29回说:“去年外国新到了一种卷纸烟的机器,小巧得很,卖两块钱一个。”局里的人照样仿制出来,“总有二三千个呢,拿着到处去送人”。三千个私货,照市价算,就是六千块银元。这些私货的工料,自然也是向局里“报销”的。故作者说,诸如切菜刀、劈柴刀、杓子……“总而言之,是铜铁东西,是局里人用的,没有一件不是私货”。一个人做些刀、杓子,当然有限得很;但是合局的人都做起来,积少成多,则是一笔巨款;成年累月,化公为私,数目更是惊人。局中的画图学生赵小云,做了一个精致的小火轮,是长江轮的小样,“机器也极灵动”,可以开倒车、慢车、停车、放汽笛。此船倘有店家制造,“三百两还做不起来呢!”但赵小云只把它卖了五十元钱,连工价的六分之一还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也是和“贼赃差不多”的私货。

  私货之外,还有“偷”。尽管制造局之类官商企业的大门口设了个稽查处,不准拿一点东西出去,但是,局里人只要将一些未烧透的“二煤”盖在所盗的东西上面,伪装一下,便可以“整箩的抬出去”,通行无阻。

  至于官商与客商的贸易,更是无贿不成交。第62、63回讲制造局买日本可介子煤、豆油、高粱酒之类货物,虽说从日本运煤到制造局,不过三两七八钱一吨的成本,局里出价四两五钱,照理,一吨煤至少可赚七钱银子,三千吨可赚二千多两。如果不遍行贿赂,看货的人可以吹毛求疵,甚至凭你把最好的“花旗(美国)白煤”代替东洋可介子煤,他也会说你是次货,长夫(工头)则不肯替你卸货,帐房也会拖欠货款,给你个一搁半年,必定要闹得你亏本为止。假使客商在议价处、核算处、库房长夫、帐房等处处都“招呼”到了,那么,可介子煤能用更次一等“蒲古”煤去充,甚至搀点石头下去,也没人挑剔。在议价处,则仅值一两的东西可以要价五六两。国家的库银就是这样流入官员、局员和客商的私囊。

  官商企业里养着那么多的蛀虫,存在着那么多的窟窿、漏洞,纵使老板再大,家底再厚,也终究要山穷水尽的。

  官商之害还在于官僚专制,扼杀人才,造成“楚材晋用”的局面。应该说,洋务运动确实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材,然而,经办官商企业的官员只知迷信洋人,扼杀本国人才。第30回说制造局属下的锅炉厂专门请了洋人当工程师,打了图样,准备造船。厂内中国工程师梁桂生看了图样,说:“照他的龙骨,恐怕走不动;照他的舵,怕转不过头来。”总办知道后,大发雷霆:“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领! 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么?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工程师的本领可以超过外国人。照洋人图纸造的船,足足走了六七个小时,才从上海外滩开到闵行附近,轮船不能掉头,“只得打倒车回来,益发走的慢了”。洋人们修理了个把月,毛病依旧,最后还是求了中国工程师梁桂生,“换上一门舵,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这才走得动”。总之,官员们崇洋、迷洋到了惊人的地步,“只要看见一个没辫子的,那怕他是个外国花子,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制造局之类官商企业,用一二百两银子一个月的大薪水,养着些外国人,“遇了疑难的事,还要和中国工程师商量”。在“广方言馆”里译书的洋人,“二三百银子一月,还要用一个中国人同他对译。一天也不知译得上几百个字”,好不容易译成一部《四裔编年表》,开卷第一年就中西都错。至于有本事的学生,更不被官员们看重。能制小火轮的赵小云,在识才的客商眼里,真是出百把银子一个月,也没有请处,在制造局里却搁着不用,做了十余年,始终只能当一月只有四吊钱(不到四两)津贴的学生。洋务运动中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回来了也无用武之地。“我(国)花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这才是楚材晋用呢! 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学生不少,听说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造成人才外流,都是官员昏庸无能之过。作者对中国“我花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的现状痛心疾首,故一书之中,三致意焉。

  洋务运动孕育出官商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物,反过来,官商的毒菌加速了官场的腐败。第5回写两江总督的幕友居然出任总督卖官的经纪人,用一个折子,“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有注一万的,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美其名曰“点戏”。只要照着数目送进钱去,不到十天,就能得到任命。这一事实告诉我们: 清末的官场已如商场。闽浙萧总督送一盆花给周中堂,以白玉为盆,白珊瑚作树,玛瑙片穿花,翡翠制叶,花心用金丝镶了金刚钻做的,一对花就值九万银子。送礼不到半年,萧总督由全国“最苦”的省份闽浙调任“最富”的两广:这便是交易场上的“银货两讫”。评书者说: 贿赂之风,京师素盛,但在光绪初叶(1875)以前,贿赂之费“仅二百金耳,其尤者终不逾千金”。同治、光绪年间,正是洋务运动兴起、官商形成之时,足见官商习气的蔓延促使官爵进一步商品化,官场更加糜烂了。

  这部小说的素材大都来自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从书中了解和分析官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属性及其丑态,了解即将覆灭的社会总是从上到下死命的捞钱,普遍地腐败,就像垂危病人在行将咽气之前就会散发出特有的腐臭一样。

  吴趼人的观点与梁启超相近,是个有保皇色彩的维新派,他不止一次在书中为清廷辩护。中法之战,再次暴露了清廷的腐朽,国人议论纷纷。吴趼人则借书中正面人物吴继之之口说:“这军务的事情,何等重大! 一旦败坏了,我们旁听的只能生个恐惧心,生个忧愤心,那里还有工夫去嬉笑怒骂呢?”他认为: 中法丧权辱国之战,清廷只担个“不是”——用人不当。尽管他已清楚地看到清廷已日薄西山,但他还是寄希望于幽禁瀛台的政治傀儡——光绪皇帝。在第66回中,作者假借酒令说: “光绪皇帝有旨,杀尽天下暴官污吏。”这种政治态度的局限,导致他只能停留在对官场、洋场、商场的丑恶作种种暴露,不可能对这些“怪现状”作深层解剖,从而找出它们的根源。小说揭露了银元局制造通货膨胀、滥发货币、对百姓敲骨吸髓的官蠹。至于这个官的根子,封建王朝,则不在小说的诛伐范围之内。

  但是,吴趼人毕竟择要记录了清末社会丑恶的现实,它像一份详尽的社会档案,客观上已经否定了吴趼人的“保皇”意图。试想,连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中堂(相当于丞相)、六部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以至府、县官员、杂佐、幕宾、差役等等,无不挤入搜刮金钱的行列,这样的王朝还有希望么! 吴趼人实录了客观现象,使作品的意义超越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成为这个王朝覆亡的判决书。

  由于这部小说是现象的实录,书中还有意无意地流露了一些当时尚属新冒头的思想。作者认为商场比官场好些,已入官场的吴继之为了转而经商,宁可革职。这种视经商比做官“高贵”的思想,正是晚清由地主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意识,在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中,它还是第一次出现。我们还可在书中发现“教育救国”、“进化论”之类的新思潮。小说中写王伯述宣传“教育救国”,他请了病假,辞了官,从山西跑到上海贩书,为的是传播讲究实学的书籍,如日本人著的《富国策》之类。其目的是要改变读书人的现状,促使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使中国不致重蹈波兰被俄罗斯灭亡的覆辙。他说:“上了六十岁,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壮年身上:“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第22回)这一思想与吴趼人在1907年主持广志小学、致力于教育的行动是吻合的,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教育救国”思想是建立在“进化论” 基础上的。第58、59回写清末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广州城中官员惶惶不可终日,无端轻信谣言,以为革命党即将起义,竟妄杀二十多个百姓。作者引用《孟子》的话说:“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闪烁着民主思想的火花。第75回写苦工恽老亨、恽来父子拾得咸水妹(妓女)的珠宝箱子,完璧归赵;第49回写妓女沈月卿变卖金珠首饰,凑了二千元,为教其诗词的柳采卿代偿债务。作者目的是将恽家父子、沈月卿等与充斥官场、洋场、商场的伪君子、真小人作映照,用以说明“礼失而求诸野” 的古语。这些情节客观上告诉人们,在道德沦丧的清末社会,只有下层民众尚保持其固有的美德,足以为中国的脊梁。

  吴趼人认为:小说之作用在于改变国人的道德观念,主张“借小说之趣味情感,为德育之一助”(《月月小说序》)。当国家、民族之危亡系于一发之际,面对缺乏文化、不善读含意深蕴的小说、不懂得“春秋笔法”的芸芸众生,吴趼人为了唤醒民众,不得不牺牲一点艺术,改“委婉讽示”为“锋芒毕露”。可以说,“笔无藏锋”的艺术风格之形成,自有其时代因素,更何况吴趼人“生负盛气,有激辄愤”,他的热情,比同时代的李伯元更加丰富,所以,他以嬉笑怒骂为文,比李伯元更加不留余地。字里行间,情感自然流露,这是吴趼人特有的文风,因病成妍,别具一格。

  这部小说共记载了近二百个小故事,倘用第三人称来写,难免散漫之弊,《儒林外史》尚为论者诟病,何况他人。故吴趼人借鉴了西方某些长篇小说的成功经验,以第一人称“我”的所遇、所见、所闻贯穿全书,将近二百个故事连成一片。

  总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小说史上有地位、有影响的作品; 就今天来看,也还是值得一阅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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