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论气节》原文及赏析

【导语】:

[中国]朱自清 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 【演讲词】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

  [中国]朱自清

  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

  【演讲词】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朱自清《论气节》原文及赏析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党”,“”是“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大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行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会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鉴赏】

  1947年4月9日,为庆祝联大新诗社成立三周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分社作了诗歌讲演。11日晚,又应通俗学识之邀,作了《论气节》的演讲,充分肯定了五四以来青年知识分子用正义的斗争行动代替消极的“气节”的“新的做人的尺度”。随后该演讲在《知识与生活》杂志发表,成为广为传颂的名篇。

  “气”、“节”的概念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后来渐渗透于我们民族的精神之中,尤其深入到读书人的骨髓,成为士人立身处世的标准。但因“气节”一词沿用已久,人们对它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清楚。作为清华大学古典文学教授,朱自清作这次通俗学术演讲,一来是为了澄清对“气节”一词的认识误区,二来是为了为知识分子指明行动的方向。

  该演讲本是朱先生的一篇学术札记,因读了冯雪峰杂文集中《谈士节兼论周作人》一文,有颇多思索。这篇因讲稿而成的演讲,材料翔实,论证严密,照应周到,浑然一体。

  为什么一些坚持气节的人到了紧要关头往往不彻底,甚至变节呢?冯雪峰先生并没说透彻。为论清这个问题,朱先生追本溯源,对“气”、“节”二字作了训诂学上的考释,并评价了气节的价值,以一种不同于激情式演讲的严谨的学者风度征服了听众。

  他指出,气和节原是两个独立意念,气是士气、斗志,是积极的、有生命活力的;节带有消极性,是统治阶级出于“礼”的需要,为调节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而为人们制定的做人的标准,故不犯上作乱谓之“持节”。消极的“节”注重个人的明哲保身,而积极的“气”则建立在“集体行动”之上,富有战斗力。“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气”重于“节”的表现,在东汉末年、宋朝、明代都有。但在专制时代集体行动不容易实现,士人往往偏向消极的“节”,无论在朝的“忠节”之士或在野的“高节”之士都是如此。一旦“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就导致“守节之士变了节”的结果。这些“忠节”或“高节”之士归根到底都是统治阶级的卫道士,因此往往迷失了自己。

  在演讲中,朱先生又对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融入了自己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时代感。他将古代的“士”和今天的“知识分子”作了深刻的比较分析。“士”虽为封建统治的最底层,但毕竟是“仕”的候补一员,他们羸弱的身躯总是寄生在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他们不事稼穑,与“君相”同利害共呼吸。实际上,在野的“士”与在朝的“士”并无两样。所谓处士的横议,也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都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有话好商量。“士”阶层的软弱性注定了他们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是不彻底的。

  五四运动以来,逐渐形成了一批有别于“士”的现代化知识阶层。他们以自己的知识直接为社会服务,又以自己的新意识引导社会前进。他们不一定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对统治阶级的依附相对减弱,在野者“获得了一种领导地位”,不是作为“候补的官”,而是作为“渐渐接近民众”的集体。这无疑是五四运动导致的知识分子最深刻的变化。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成为强大的独立社会力量,缘由何在呢?朱先生对“中年一代”的“节重于气”偏向作了深入剖析:集团不大,力量有限,再加之遭到外来的武力和压力就抵挡不住了,作为领导而又不能满足“饥饿的民众”,想“落下地去”“与民众打成一片”又“底气不足”,只好退而守节,静观待变。

  由此,在演讲中,朱先生将他满腔的热情和希望寄托在“青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上,认为他们用富有正义感的行动,取代了传统消极的“气节”,用他们“新的做人的尺度”,为中国探索了一条光明之路。

  这篇演讲由朱自清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他自己就是一个刚正不阿、严于操守的人。大学时代改名为自清,就是为了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灰心,他自始至终保持了这次改名的初衷。他多次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积极寻求现代化的道路,严厉斥责独裁者的暴政和侵略者的伪善。毛泽东称颂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年仅50岁的朱自清就这样在贫病交加中与世长辞,把他的高尚气节、人格尊严永远留在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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