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五斗先生传》原文及鉴赏

【导语】:

〔唐〕王绩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

  〔唐〕王绩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东皋子集》

  凡是读过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的,一看这题目,就知道是摹仿之作。

  的确,这是摹仿陶渊明的作品。《五柳先生传》说:五柳先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这是陶渊明“自述其生平”(见《古文观止》评)。而《五斗先生传》(斗是一种饮酒的大杯)写道:“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据《唐才子传》:王绩“性简傲,好饮酒,能尽五斗,自著《五斗先生传》。”也是在自述生平。两相比较,何其相似乃尔。

王绩《五斗先生传》原文及鉴赏

  是的,两人都耽嗜于酒,这一点是一致的。但是陶渊明的耽酒,看来只是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因为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并且“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也就是说陶渊明尽管爱喝酒,他平时的主要爱好还是读书、作文、写诗歌,用以表达个人的心志和愿望,有所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喝酒是用来激发创作热情和灵感的,因而头脑也是清醒的。他所追求的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生境界。而五斗先生就不一样了:“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意思是说,天下事物应该大抵都看得清楚了,人生值得什么保养,你嵇康写什么《养生论》?道路怎能穷尽,你阮籍何必痛哭?所以,还是浑浑噩噩、糊糊涂涂地过下去,这才是“圣人”的人生态度(“圣人”是指有大智慧、已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这里,似乎他对这个世界已经看穿了一切,甚至否定了一切,在人生的消极态度方面他比陶渊明要走得远得多,厌世情绪也深刻得多了。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何以会如此呢?据两唐书和《唐才子传》记载,王绩是隋末大儒、著名学者王通(文中子)的弟弟,受儒家思想的熏染很深,年十五就到长安游学,受到当政者的赏识,除秘书省正字,后改扬州六合县丞。“以嗜酒妨政,时天下亦乱,遂托病风,轻舟夜遁。叹曰:‘网罗在天,吾将安之?’乃还乡里。”“夜遁”是为了逃避网罗,也就是远离政治激流的漩涡,寻求个人安居的避风港。到了唐朝,又被召到中央做过官,但是仍然很不得志,最后不得已还是采取了归隐的办法,一腔政治抱负只能隐忍于心。《唐才子传》在王绩论中评论道:“唐兴迨季叶(唐朝建立在隋朝末世),治日少而乱日多,虽草衣带索(指衣着粗劣的隐者),罕得安居。”到了唐初,隐居也没有安全感,可见他当时思想是怎样的痛苦。他在《自撰墓志铭》中就说:“有唐逸人,太原王绩,若顽若愚,似矫似激。”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玩世不恭,故意违反生活常态而表现激愤情形,以发泄内心对政治的不满。除此之外,他还写过《醉乡记》,表示要往游醉乡,以酒浇愁。我们从这篇《五斗先生传》的整个基调来看,和《自撰墓志铭》等文章所说是一致的,他从政治上的失意,转而产生对当时社会的厌恶,愤世嫉俗的思想是相当明显的。他甚至说:“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自撰墓志铭》)简直悲愤到了极点。自然,他在失意的苦闷中,也在寻求解脱,努力思考解脱的途径,那就是从儒家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转入道家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和无识无知的混沌状态。因此他要“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把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等等一切屏诸脑后,“万物不能萦心”,从而摆脱一切痛苦,自由自在地活在世间。因此,从这篇文章表面的轻松愉快和诙谐幽默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深沉的悲愤,比起《五柳先生传》来,它的愤激的成分要多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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