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识伯修遗墨后》原文及鉴赏

【导语】:

〔明〕袁宏道 伯修酷爱白、苏二公,而嗜长公尤甚。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二幅。倦则手一编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余每过抱瓮

  〔明〕袁宏道

  伯修酷爱白、苏二公,而嗜长公尤甚。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二幅。倦则手一编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余每过抱瓮亭,即笑之曰:“兄与长公,真是一种气味。”伯修曰:“何故?”余曰:“长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长公垂老玉局,吾兄直东华,事业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曰:“吾年止是东坡守高密时,已约寅年入山,彼时才得四十三岁,去坡翁玉局尚二十余年,未可谓不能行也。昔乐天七十致仕,尚自以为达,故其诗云:‘达哉达哉白乐天。’此犹白头老寡妇,以贞骄人,吾不学也。”因相与大笑。

  未几而伯修下世。嗟乎!坡公坎坷岭外,犹得老归阳羡;乐天七十罢分司,优游履道尚十余年。使吾兄幸而跻下寿,长林之下,兄倡弟和,岂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辰得第,宦辙已十三年,然计居官之日,仅得五年。山林花鸟,大约倍之。视兄去世之年,仅余四载。夫兄以二老为例,故以四十归田为早,若弟以兄为例,虽即今不出,犹恨其迟也。世间第一等便宜事,真无过闲适者。白、苏言之,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闰九月九日,弟宏道书于栀子楼。

  ——《袁宏道集笺校》

  〔注释〕 识伯修遗墨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作。时袁宏道隐居于公安故乡。伯修,宏道兄宗道的字,宗道已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去世。 长公:指苏轼。 抱瓮亭:袁宗道在京居所的亭名。 长公垂老玉局:苏轼晚年任提举成都府玉局观。 吾兄直东华:指袁宗道时以右春坊右庶子充皇长子日讲官。 吾年止是东坡守高密时:苏轼39岁至41岁知密州。袁宏道与袁宗道同仕于北京时,宗道亦年39岁至41岁。 已约寅年入山:寅年,指万历三十年壬寅。袁氏兄弟及陶望龄、黄辉等名士在京谈禅论佛,为执政者所恶,因相约于万历三十年一齐去官。 阳羡:今江苏宜兴。 履道:洛阳履道里,白居易晚年所居。 下寿:古人以六十为下寿,一云八十。 壬辰得第:袁宏道万历二十年壬辰中进士。 栀子楼:袁宏道在公安居所的楼名。

  白乐天、苏子瞻、袁伯修,给袁中郎的笔一搅,全给缠一起了;非但如此,他自家也跳进了这个茧团,四个人翻滚作一团,难分难辨。到底是卓尔不群的袁中郎,看起古人来也与众不同。前后七子之徒,标举汉魏之文、盛唐之诗,横一个“必”、竖一个“必”,顶礼膜拜,奉古人如阎罗天尊。袁伯修名斋曰“白苏”,其爱二公无人不晓;袁中郎之爱二公,若细看《瓶花斋集》,便也知实在也不减乃兄。然而爱则爱矣,敬则敬矣,他二人却待古人始终如佳宾、如老友,不曾露半点奴相婢态。公安派终能扫涤复古派,其原因世人论列了许多许多,唯公安诸士那副平视古人的神情,却不见有人好好描说过,实是大可遗憾的事。

袁宏道《识伯修遗墨后》原文及鉴赏

  〔赏析〕此文是题在伯修遗墨上的,故先从伯修处写起。这起头一笔便含有深意。每有余暇便要肃然焚上一炉香,端正了姿态书写白、苏二公诗文,写不动时,便看看也好——这等流连不倦,谓之酷嗜、酷爱,有何夸张?然而袁伯修之爱白、苏,却不是葫芦提照单全收。李攀龙嗜古嗜到抛了今地名不用,用古地名,这便如爱美人爱到她嗑下的瓜子壳,既属可笑,亦复不得要领。伯修则不然,所写所读所乐者,单在一个“闲适”——山林也、懒放也,皆悠然会于我心者,故我取之;若是高头讲册,则何有于我?惟有作如是想,始是真能读古书者;惟有如此待古人,始真堪与古人作友。伯修能如此写、读,已是可儿;中郎能知赏其所写所读,更具眼力。这一对好兄弟在一处谈论起古人来,自然可听。接下一段,在一笑二笑三笑之中,将白、苏与“我”拉得近近的,两兄弟平视古人的神情跃然纸上。先中郎这一出口便一鸣惊人:“坡仙”与乃兄,一个费尽心思地“言”,一个现现成成地“嗜”,居然相提并论了!狂妄乎?不然也。言者能道得“闲适”浑成,固然高明,然不逢知音,岂不将寂寞千古?晋人有言:“正索解人亦不得。”这嗜者如何可缺?嗜者不是学步者,只是古人已止于至善,他便甘心服善,不肯再添蛇足,胸中光风霁月,原不比古人少,如何不可并肩古人?此中郎之意也,常人听说,自当惶恐逊谢、连称不敢不敢者三,不料伯修却顺着竿子就朝上攀,出语益发石破天惊:东坡又怎地?我还打算比他早离魏阙呢!乐天又怎地?他的“达”我还不放在眼里呢!古人又怎地?我最爱慕的古人又怎地?好便好,不好也须调侃上几句!将自家与白、苏并列,世人已要瞠目了,再将自己压住白、苏,世人直要暴跳了;然而伯修能说,中郎能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人间真有这等好兄弟!再下一段,“嗟乎”一声,笔意转而沉重,念及伯修已逝,笑声亦为之戛然。然沉重则沉重矣,中郎平视古人之意未少减。先假设寅年之约果然成行,兄弟山林聚首,倡和之乐,即白、苏亦不能比拟——不是么?东坡晚年念念不忘与子由同住,却至死不能如愿;若伯修不早逝,苏家兄弟地下闻说袁氏昆仲之乐,能不羡杀?再看如今,虽只剩一人,却既已四十不到便抽身,自可笑傲白、苏了,与之并称为“奇人”,又有何愧色?——古人固然巍乎高哉,却也不是不可仰攀的!

  或曰:此篇主旨,全在“闲适”二字上,袁中郎鄙弃仕禄,追求身心自由,胸中有这等境界,你为何不说上一说?曰:此文乃中郎一时兴到之作耳!两年后他又重新名登《缙绅》了。文中“即今不出,犹恨其迟”云云,便如《聂化南》一文中“永作逍遥缠外人”一般,他生性放达,不为自家所言拘缚,你却信以为然,抱着赏玩不置,不亦迂乎?故笔者于文中所谈闲适之情,一字不及,单提他如何平视古人,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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