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诗赏乐·论语》原文及解读

【导语】:

[二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三八]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三二十

  [二·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三·八]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三·二十]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三·二十三]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 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缴如也,绎如也,以成。”

  [三·二十五]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七·十四]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七·三十二]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八·八]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八·十五]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九·十五]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十三·五]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十五·十一]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论语《学诗赏乐·论语》原文及解读

  [十七·四]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十七·九]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十七·十]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鉴赏〕 如果说西方是一种思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带有鲜明的诗性特征。在中国这块感性早熟的土地上,孕育了难以数计的诗人。我们要追溯其源头的话,《诗经》无疑是哺育这个民族的诗性之母。诗可以歌、可以咏,中国的诗和乐本是一体,而国乐又被中华哲人赋予礼的内涵。可以说,诗乐人生是古代士人的生活写照,也是每一个流淌着炎黄血液的中国人的情趣所在;礼乐文化显示了东方文明的独特色彩和独有魅力。学诗赏乐是传统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

  《诗经》,是周初至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诗歌汇集。正如当今“国学”之风大炽,而深契传统文化精神者鲜见,在两千五百年之前的“前”孔子时代,吟诗赏乐虽是社交必需的礼仪,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诗歌内容庞杂,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准入”规则,以至其中良莠不齐、瑕瑜互见;二是音乐性上,那个年代的诗歌虽无不可以按弦而歌,但众口相传,辗转传唱,时间一长难免荒腔走调。到了孔子时代,周王朝已呈分崩离析的乱象,更不要说不同诸侯国间社交礼仪方面的错乱与芜杂。所以孔子晚年删定诗乐,使得“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由此诗经用词更齐整,吟唱起来更铿锵悦耳,形式上更错落有致,思想上更加淳正健康了。为孔子特别关注的思想内容,直接贯彻了他仁学的主张。一言以蔽之,诗三百“思无邪”,即纯正无邪,直现生命本性,自然奔放,无功利计较之心。我们看后世很多学者以“温柔敦厚”、“中庸”来概括孔子的思想,以个人身心的修养来看待孔子的仁学,实在是看扁、看轻了孔子,孔子的襟怀和气度当不至于如此狭隘和平庸。他另一方面的工作是在音乐上溯本归源,使之尽量合乎古乐的原貌。可惜历经无数次文化劫难后,诗经中按弦而歌的古乐渐渐散失殆尽。

  以诗经为载体的诗乐文化本来是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生命成分,此时又经过孔子的文人化的提高工作,其在国人心目中地位和影响更加显著。而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成人成己的人生构想,随着历史浪潮的奔腾向前,渐渐成为千千万万华夏子孙自觉的人生追求与人生坐标。

  动物人、自然人如何成长为社会人、文明人,是讲伦理、重教化的东方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孔子看来,诗教启蒙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脱离诗教启蒙的人生锻造,成就社会人、文明人的希望就会落空。这正如画学中的“绘事后素”,诗教启蒙可以把自然人脱胎换骨,改造为社会人,即把人之为人的可能条件变为必要条件。

  此之谓“兴于诗”。这其中的依据是什么呢?孔子认为他删定后的《诗经》,在幼童乃至成人学习、吟诵与社交的过程中,可以起到兴、观、群、怨的作用。

论语《学诗赏乐·论语》原文及解读

  简单地说,兴就是打比方,作比附,诗歌本身承载着无穷的物象、意象,在学习、吟唱的过程中,自然会把这些铭记于心,一旦有所感触、体悟,就能触类旁通,诗思妙想自会如万斛喷泉般汩汩而出;观,就是观察,诗歌不但是艺术,更是社会现实与心灵世界的镜子,在吟诗品乐之中,不难体味到诗中之事、诗中之人、诗中之情,从而开启、拓宽“我”的视野和境界;群,就是以诗会友,在诗的国度,诗自然能够成为人与人间心灵沟通的最佳桥梁;怨,就是拿诗说事,以吟诗作歌这种易于接受的方式对君王、重臣作出戒勉和劝谏。总之,诗不但可以帮助少年儿童快乐地熟悉人情世事,而且寓教于诗、寓教于乐,与其他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相结合,把他们塑造为有修养、有作为的民族、国家、社会的栋梁。就其社会实际效用言,学诗可以使你懂得长幼之序,懂得如何关心民事,规谏帝王。这绝不仅仅是当下有些人所讲的,孔子所关心的只是自我的内心平衡,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一片和谐(其实很多人讲的是和气、谦和)。他删定《诗经》,用意当然不限于规范社交礼仪,引导启蒙教育,更重要的目的仍在于贯彻、弘扬自己的仁学。孔子的人学(仁学),是一种内外兼修,成人(仁)成己之学。向内转是为了“成己”,即完成自身从动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向外推是“成人”,即凭借自身或借助王权力量把大我的人生理想、社会构想向外推,把我内在修养所汇聚的光和热向外辐射,实现自我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而一味沉浸在“成己”的小我层面上,是矮化、庸俗化、小市民化,甚至丑化、扭曲孔子的圣人形象,是以小市民的心态揣度君子、圣人。孔子所具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忧国忧人的志向,不是常人所能想像的。

  “言之不足,歌之咏之”,作诗吟志或有其缺憾,而音乐则可以超越语言、文化、国界与地域的局限。在表达爱憎、宣泄情感方面,音乐较之诗歌来得更直接、酣畅。

  就成己来说,音乐可以提高个人的修养,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欣赏《关雎》等风、雅、颂之乐的过程中,如果你是一个富有音乐素养的人,每当乐音乍响,感觉就像阵阵清风拂面,心灵轻盈如翠羽般随之盘旋、飞翔、遨游,仿佛回到精神的故乡,有时声音激越,心底不禁荡起阵阵涟漪。最后,余音袅袅,乐声渐逝,心绪也慢慢恢复了平静。这真是无与伦比的听觉和心灵的盛宴,在这种审美的愉悦中,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自然能够对烦躁与抑郁,对恶俗与邪念产生免疫力。另外,他还深刻地意识到,优美的音乐不但可以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还可以作为一种人与人间心灵沟通的桥梁、结交志同道合良朋的丝带。所以每次遇到悠扬悦耳、振奋人心的乐曲,孔子必定兴致勃勃地引吭高歌,带领大家反复吟唱,兴尽始返。

  孔子意识到美妙音乐的巨大社会效用。一个地区雅俗共赏的是什么风格的音乐,大致反映了这个地区的政治状况与道德水准。而如果一个民族或地区喜欢的是那些委弱柔靡、不堪入耳的淫邪之音,如果全国都迷上了这样的曲子,那么国家就会很危险了。就像郑卫之音,表达的是一种安逸享乐、骄淫奢靡的情感,所以,这两个国家人无斗志、民心散乱,无法抵御强敌的入侵,很快就国覆家亡了。后人总结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礼记·乐记》这正是对孔子音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孔子非常重视诗、乐等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他关于诗、乐的言论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基础,对于提高古代中国人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气质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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