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写何人?贾府射何事?

【导语】:

掀翻百年铁案《红楼梦》取材曹家说兼述贾府原型的新 红学研究 掀翻百年铁案《红楼梦》取材曹家说 兼述贾府原型的新发现 方沪鸣 一、 本文缘起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红楼梦》刚刚诞生,

  掀翻百年铁案“《红楼梦》取材曹家”说——兼述贾府原型的新

  红学研究

  掀翻百年铁案“《红楼梦》取材曹家”说

  ——兼述贾府原型的新发现

  方沪鸣

  一、          本文缘起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红楼梦》刚刚诞生,就引发种种猜测:它所本何事?取源何家?宝玉写何人?贾府射何事?其后一百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索引”一派更有“反清复明”等惊世骇俗的说法,直闹的风雨满国,地暗天昏。1921年胡适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以史料考证出曹雪芹家世的大致情况,从而得出结论:曹雪芹“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此论一出如秋风扫叶红日驱暗,各种关于《红楼梦》取材别处的说法立即偃旗息鼓,从此退出论坛。八十多年来红学研究者虽然有不同意胡适“宝玉是雪芹化身”这样的自传说,但大多认可雪芹是宝玉的原型;而对“曹家是贾府的影子”说则基本认同,仅指出不可将两家完全等同,即认为“贾府的描写取材于曹家”,是建立在曹家事迹的大框架上,情节则有改写和虚拟,所以是“创作”而不是“自叙”、“自传”。总的来说,近百年来尽管有关曹家的考证仍有不同观点和争论,对小说的研究更是百家争鸣,但“《红楼梦》取材曹家”这个基本观点则日益深入人心,成为铁论、定论。不仅如此,它实际上成为研究《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一个大前提或谓基本出发点,从而影响到红学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而“曹学”的红火风靡更是有赖于此。

宝玉写何人?贾府射何事?

  同所有的红学爱好者一样,笔者从一开始接触红学就自然而然接受了“《红楼梦》取材曹家”的观点,此后始终戴着这样的“眼镜”去阅读作品和评论,虽时有贾府的境况同曹家的史实差距很大的想法,却不曾对“取材曹家”说产生过真正的怀疑。直到去年,在重读中华书局《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以下简作《曹家档案》)时,面对这第一手史料,越读越对“取材曹家”说产生怀疑,及至读到最后的附录二《有关纳乐苏的世系及其生平简历史料》——这一过去很遭我忽视的珍贵史料时,一个人名令我浑身一颤:

  “代善”!

  ——这不是贾宝玉祖父“贾代善”之名么?曹雪芹表兄平郡王福彭的上祖、满清一代的风云人物——代善,怎么会跟《红楼梦》中宝玉的祖父同名呢?是曹雪芹一时疏忽而偶然造成这个同名现象?还是他故意为之?

  带着这个关系极其重大的疑问,笔者重新细读作品,再细研《曹家档案》,然后查阅《清史稿》等其他资料。随着研究的细致深入,疑云渐散,一个答案渐渐浮出水面并日益清晰:

  作者给宝玉祖父取名“代善”并非疏忽,而是故意为之;他之所以让两个“代善”重名,正如他本人所说意在“提醒阅者眼目”(第一回“作者自云”);他精心设计这一点睛之笔,意在披露一、贾府的描写并非“假语村言”凭空捏造,而是实有原型的;二、明确告知读者贾府的原型是平郡王福彭家。

  笔者又自问:那么,曹雪芹为何定要作这样的披露?又为何处心积虑地采取这种既明确无误、又埋得很远的“藏头露尾”披露手法?思考再三,笔者认为:处身于“重史尚真”的中国文化背景之中,曹雪芹深知纯属虚构的文学作品易遭读者的轻视以致怀疑,不易打动读者的心,《史记》《战国》的不胫而走,《三国》《水浒》的家喻户晓,神怪如《西游》依然被纳入唐僧取经的真实故事之中,等等,是最有力的证明;雪芹本人虽可免俗,但作品是给别人看的,他既然无力改变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习惯,那么为使作品深入人心,他不得不以“有所本”来突出作品的“真实性”。二百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索隐”和“考证”证实了我国读者是何等重视这种“真实”!也证明了曹雪芹所虑非妄。至于他为什么将“代善”之名藏得那么隐蔽,恐怕是出于安全考虑,太明显的话不仅会招来他本人的杀身之祸,而且还将祸及表兄福彭一家。现在的“提醒”方法,读者一旦发现就可以神会,而当局即使意识到也难加罪名。

  有了“代善”暗示取材福彭家的看法,笔者再验证胡适及后人的论著论文,有如摘除了有色眼镜后重新看事物,竟发现过去信奉的“取材曹家”说的基本论据都可一一推翻。于是又回头求证“取材福彭家”,外证内证相加,也大致可以立足。至此,笔者对自己的观点有了信心。不过,虽然笔者对推倒“《红楼梦》取材曹家”颇有信心,但要证实取材平郡王福彭家,虽有不少内证外证,材料尚不够扎实,该不该公之于众呢?犹豫长久,最终还是曹雪芹的话打碎了我的顾虑:“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自己既有心得,还应公之于众,有错误和偏颇,正可得到专家读者的指正。何况,假如真能抛砖而引玉,在读者指正本文的同时,能引发学术界对《红楼梦》的取材问题作出新探讨,或有新发现,那才是红学界真正的幸事,也是笔者的心愿。如此决定后,笔者便放胆直书了。

  二、曹家无成为贾府原形的资格

  胡适及其后的研究者论定“贾府是曹家的影子”,或谓“贾府取材于曹家”,其基本论据就笔者所知有如下几个:

  (一)   曹家世代为江宁织造,且受康熙恩宠,极富贵,后又被抄家,同贾府相似;

  (二)   曹雪芹少年时“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同贾宝玉相似;

  (三)   历史上曹家数次接驾,宠贵至极,又与作品中凤姐、赵嬷嬷所言接驾事吻合;

  (四)   曹寅之女嫁给平郡王纳尔苏成为“王妃”,同元春封妃相似;

  (五)   曹家曾有极大的“西花园”,同大观园近似;

  (六)   脂批透露出书中一些细节是作者、批者或他们共同的故事,可知取材曹家。

  以上六点若不深究都无问题,甚至显得十分有力,足以支持“取材曹家”的确立,它们之所以能够风靡红学论坛近百年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它们有多么坚实难以推翻,而是一、由于史料所限;二、红学界历来少用数据分析的方法,未曾察觉其中“量”的明显夸大,在“貌似”状态下予以认同,因“量差”导致“质差”,最终造成基本性质的误判;三、有的是词语被不经意间更换了,一词之差意思完全不同,更有的是将清人的臆测以讹传讹。如今我们只需运用史料,尤其是史料中的数据一一细加“量化”分析和对照,则前五项的材料本身就有问题;第六项的材料虽然可靠,但推理却靠不住,用这材料我们也可作反推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现讨论如下。

  1、  曹家同贾府的身份地位根本不相称

  众所周知,曹家原是汉人,后来或因被满人俘获而成为“包衣人”,即满族人的家奴,属于满清社会中的低贱阶层。笔者不清楚清朝对这种身份的具体规定,但从《曹家档案》中看,曹寅、曹钤谧嗾壑惺贾兆匀稀吧硐导遗?”“包衣下贱”。我们不知要多少代人,具什么条件曹家才能摆脱这个下贱的出身,而凡有这样身份的人大约难升高官,因为事实是,曹寅深得康熙的信任和赏识,他死后康熙连提曹顒和康熙自己都看不起的曹罴坛懈钢埃芤救擞彩窃谖迤防芍械墓俳咨现鞴苤焓拢桓啥嗄辏姑挥刑嵘呐乱患叮鲆蛐藿ㄐ泄彼枰颍滴跚鬃蕴嵋椴诺昧恕叭吠ㄕ埂毙橄危獠皇钦降墓俳祝挥姓街叭ǎ运篮竽谖窀猿啤敖炖芍胁芤」省薄#ā恫芗业蛋浮?05页)曹寅是曹家的顶峰时代,其后一代不如一代,直至抄家沦为犯人。

  曹寅的上代发迹于其祖曹振彦,官任大同知府,官阶从四品;寅父曹玺,《江宁府志·曹玺传》说他早年有军功而升二等侍卫,其阶为正四品武官,但在最权威的故宫挡案中内务府称他“今管理江宁织造郎中曹玺”(《曹家档案》第2页),是五品,曹玺的妻子曾任康熙的保姆,故曹玺深得康熙的信任,他不会将曹玺从四品降为五品使用,而且曹玺也是在织造官任上做了二十一年直至死亡,并未升过官职。

  有许多论者将“织造官”看作很重要的职位,认为曹家三代四人连任五六十年的江宁织造非常荣耀,极为罕见,故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江宁织造官到底是什么官职。织造为内务府派出机构,织造官基本由郎中担任,主要督理纺织事务,向朝廷贡奉宫廷及各级官员的官服及饰品,既无军事权,也无行政、财政、或民事诉讼判决等权,更算不上政府机要部门,可以说没有什么权势。而其机构设置中人员也少得难以想象,康熙三十七年《巡抚安徽陈汝器奏销江宁织造支过俸饷文册》中列出江宁织造的人员俸银开销:

  “计开:

  织造一员曹寅,每年应支俸银一百五十两外,全年心红纸张(即办公用品)一百八十两,奉裁不支,理合登明,月支白米五斗;

  物林达(司库,正七品)一员马宝柱,每年应支俸银六十两,月支白米五斗;

  柒品笔贴式张问政,每年应支付俸银四十五两,月支白米五斗;

  物林人一员戚式,无品笔贴式一员李巴士,每员月支廪银四两,白米五斗;

  新任物林人一员桑格色……每月应支廪银四两。

  跟役、家口六十二名口,每名口月支仓米二斗五升;

  马二十五匹,每匹春冬季日各支豆叁升,草贰束……”(《曹家档案》)

  仅此而已。这一开销同康熙十七年俸饷文册基本一致,可见其人员编制是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不应把它看得过于重大。

  曹寅病故,内务府提出三名郎中一名员外郎候补,但康熙批:“曹寅在织造任上,该地之人都说他名声好,且自督抚以至百姓,也都奏请以其子补缺,曹寅在彼处居住年久,并已建置房屋,现在亦难迁移。此缺着即以其子连生补放织造郎中。钦此。”(《曹家档案》105页)然而内务府却不同意曹顒直升郎中,再奏“请放连生(曹顒小名)为主事,掌织造关防。”康熙也不再坚持,下旨“依议。”曹顒在职两年即病故,他是独子,康熙又点曹顒堂弟曹畛兴貌芤沛祝⒉怪熘保僦爸魇拢沃爸钡接赫晗鞴倏讣稀?/p>

  纵观曹雪芹直系上代,最高官至从四品知府,为雪芹的五代祖曹振彦。曹家一族中是雪芹叔祖曹宣官职最高,至护军参领,为从三品武官,不过他升任此职时已是雍正十一年,距曹畎展俪伊曛蟆2芗椅抟蝗顺錾砜萍祝毕抵卸嗍亲孕∫园律矸菰谀谖窀辈钇鸩剑廖迤防芍蟹舛ィ庋纳矸莸匚唬搿案吖佟焙茉叮肮笞濉备徽幢撸煅Ы绯Q圆芗摇凹还蟆保狻肮蟆弊挚峙虏煌祝案弧弊趾笪慕邸?/p>

  反观《红楼梦》中贾府,宁荣二公皆因军功封为“公”爵,在清代封“王”的是皇室或外藩,极个别封王者如吴三桂等则属带了大量明军投降并立下殊勋者。“公”是所有爵位中最高等级,每一等级又分三级,宁荣二公是一等公“国公”,“公”及以下的“侯”、“伯”为“超品”,(子,正一品;男,正二品)是真正的大贵族。他们若兼官职,则多为一品大员。如《曹家档案》中就有两位现成的:

  “领侍卫内大臣兼管理内务府事务果毅公讷亲”

  “太保·尚书兼步军统领·公·舅舅隆科多”

  两位“公”出任的都是官阶最高级的正一品官员,讷亲正好还兼管内务府事务,可见贾府的“公”较之曹家的五品郎中,相差近十个等级,几同云泥。

  贾府每代袭位按清制都要递降,第13回述:宁公之子贾代化原任京营节度使(首都军区司令)世袭一等将军,其子贾敬进士出身,因修道而由子贾珍袭职,贾珍为三品爵威烈将军。荣府与之同样情况。那么贾府这样的世家处于什么社会地位呢?第2回中当过从四品知府(与曹振彦相同)的贾雨村说:贾府虽然“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攀扯”。后来他凭林如海一封荐书而“攀扯”上贾政,贾政当时虽然只是个从五品员外郎,但经他“谒力内中协助,起奏之日,(雨村)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便谋补了此缺,拜辞了贾政,择日上任去了。”(第3回)可见贾府的权势与能量。相反,曹家三代四人几十年都未跨过五品郎中这道坎,遑论“协助”他人谋取从四品之位。

  2、曹家同贾府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状况的差异

  曹家历来被看作“极富贵”,可比贾府,前已论证曹家本身并不“贵”,现进一步看看他家的社会关系是否可同贾府相比,以及是否算得上“极富”。

  贾府是京城豪族,出入宫廷,结交王侯,其近亲王子腾历任京营节度使、九省统制、九省都检点、内阁大学士,是一、二品的大员,贾母的史家是保龄侯上书令之后,尚书令在唐代为正二品,贾府仅仅是死了个一无官职的贾蓉之妻秦可卿,前来送殡的王侯公卿就难以胜数,——这还是在元春封妃之前,可以设想,封妃以后贾家的威风将更大。

  曹家几代人都在远离京城的江宁任五品小官,据《清史稿》载当时江宁城中最大的官员大约为安徽布政使,官阶从二品,较之京城的王侯公卿虽逊色不少,但恐怕凭曹家的地位仍难与其交往。相信如果曹家死个媳妇,布政使大人决不会来路祭,江宁知府如能前来恐怕已属出格。(袁枚《随园诗话》说曹寅“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曹寅之女嫁为王爷福晋,我们不知出于何种因缘,但若说是高攀,怕不为过,不过这同贾府娶侯门贾母、伯爵之后王夫人,也有嫁娶之别。

  曹家之所以被众多论者看作“极贵”,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出于康熙的恩宠有加,尤其是赐药和擢拨曹顒、曹畹仁拢站炕故敲桓芗艺嬲摹肮蟆敝啊2还秩肥蛋训笔弊畲蟮姆嗜笔谟璨芤皇侨貌芤侔熘矣玫耐钍挛瘢侨盟淦蘧死铎恪奥至髯笔曛鞴芰阶佳挝瘢蠢纯滴跏前阉芨亩几恕2芤磕昃值囊邮偻蚣疲恢烤钩鲇谑裁丛颍芤堑挥斜└唬炊诚铝思甘蛄焦畹木拚ǘ嘤新壅咭晕蚺灿霉罱蛹菟拇味痴收卟荒芡猓涣碛兴涤捎谠炝伺哟蟮奈骰ㄔ埃亲有槲谟校笪慕觥#┎⒆钪栈黾白铀铩>」苋绱耍芗胰肥嫡莆展艽蟮木檬等ǎ庖坏愕故羌指患暗摹?/p>

  曹寅有没有公款私肥了呢?显然没有,因为他不但背下巨债,家资也不太大。我们所知他私人的大花销仅一笔,即捐款二万为康熙造行宫,至于他的家财,从两份基本吻合的史料可知概貌。康熙五十四年曹畹淖嗾壑杏校?/p>

  “奴才到任以来,亦曾细为查检,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奴才问母亲及家下管事人等,皆云奴才父亲在日费用很多,不能顾家。”(《曹家史料》)

  康熙对曹家情况较熟,曹钣Σ桓摇⒁裁槐匾鳌4笤加赫辏芗冶怀蠼旖尤握咚绾盏伦嗾郏?/p>

  “窃奴才荷蒙皇上天高地厚洪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未来到之先,总督范时绎已将曹罴夜苁率四萌ィ囱都嘟蟹坎参铮徊⒉榍澹觳岱夤獭<芭诺胶螅覆槠浞课莶⒓胰俗》渴Γ布扑陌侔耸洌匕舜Γ彩徘炅懔吣丁<胰舜笮∧信惨话偈目凇S嘣蜃酪巍⒋茶弧⒕梢铝阈堑燃暗逼绷僬磐猓⑽薇鹣睿胱芏剿椴崮诜路稹S旨胰斯┏鐾庥兴凡茴之银,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奴才即将欠户询问明白,皆承应偿还。

  再,曹钏刑锊课萑丝诘认睿藕擅苫噬虾频刺於魈丶由完悖枞僖鸭2茴家人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同上)

  仅看数字曹家田产房屋很多,但价值几何呢?此份绥赫德奏折告诉我们:雍正把曹家所有的资产连人口全部赏给了新任江宁织造绥赫德,绥赫德何许人也?首先,他不是雍正的心腹嫡系,因为他不久就被革职,接着又被发配;其次,他也非高官大员,仅是五品郎中,按内务部的说法“查绥赫德系微末之人”(同上第196页)而雍正随意就把曹家所有家产赏给了他,可知曹家的资产在当时绝对算不上是“巨资”,如果财产很大必入国库。再看绥赫德将曹家在江南的田地房产全部变卖仅得五千余两(同上第195页)的市值,我们虽不知曹家北京的产业值多少,但从《曹家档案》已可判断绥赫德回京后并不曾大富,因此可以肯定:曹家的总资产绝对算不上很大。最后再作一横向比较,同曹寅地位相当的苏州织造李煦曾同曹寅轮流主管两淮盐务十年,曹寅死后是他一手帮着曹家将债务偿还,他于雍正元年即被罢官抄家,其总资产为十二万八千两,雍正下旨:

  “李煦亏空官帑,着将其家物估价,抵偿欠银,并将其房屋赏给年羹尧。”(同上第206页)。

  按年羹尧当时是雍正第一红人,位居大将军,他仅能得李煦十二万余资产中的房产部分,“微未之人”的绥赫德竟得赏曹家全部资户,则可断定曹家资产远小于十二万八千两之数。至此,我们已可得出结论:曹家在当时绝对称不上“极富”,连“大富”也称不上,只能算个“平常仕宦人家”。(冷子兴语)

  当年胡适先生提出曹家“极富贵”的时候,他所见资料有限,发生偏差情有可原;现在,当我们掌握的资料已经远远超过他时,我们应该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作出新的评价,既然史料证明他错了,那我们理所当然应予纠正。

  我们再算算《红楼梦》中贾府的账。脍灸人口的《护官符》云“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虽不无夸张,但贾府上代豪富无疑。经几代人的奢侈挥霍到作品展开时,贾府“内囊已尽上来了”,但正如冷子兴所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贾府日常的铺张我们都见识了,遇家中大事,如秦可卿之死所花即成千上万,元妃省亲及所造大观园更是把银子花得淌海水似的,平日随便来个太监,开口就是三五千,其历年开销总额我们简直无法计算。但即便如此烧钱,仅凤姐一人的私房即达七八万之巨,贾母所积也以万计,其他人如邢氏尤氏等,我们虽不清楚他们有多少,也应有一定数量。这仅仅算的是私房钱。贾府历年所花去的不算,仅以人人得见的荣宁二处房屋及家具摆设、首饰器皿,还有出租的十几个庄子,所剩至少以百万计。

  所以从经济上分析,以曹家作底子是无法写出贾府的气势景象的,曹雪芹应另有所本。

  3、“王妃”同“皇妃”不可同日而语

  曹寅之女曹佳氏(雪芹姑妈)嫁给礼亲王代善之五代孙纳尔苏为福晋(正妻),论者常称为“王妃”,这桩婚烟同《红楼梦》中元春封为皇妃有类似之处,故有论者认为这是曹雪芹将曹家事搬入作品的一个明证,说明“贾府取材曹家”,这个观点初看合情合理,但恐怕有时代感的问题。在我们今日看来,“王妃”同“皇妃”似乎很接近,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皇)土”的封建帝制社会,一个福晋同皇帝的贵妃之间的差距,恐怕较五品郎中同公爵的差距更大。封建社会一个女人被皇帝封妃,那就成了“国母”,全国人民、包括三公九卿都要跪在她的脚下叩头,其地位在皇帝皇后之外就至高无上了。而一个福晋差得太远了,说得简单些,就是皇帝同王爷的身份地位完全无法比较一样。

  其次,清代虽也封王,但“王”的权势地位已大大不同于唐代以前的王。清代实行“诸王不赐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清史稿》卷161)而汉唐等朝的王不仅有郡国、有臣民、有财政收入、甚至有军队,清代之王则仅有“嘉号”、没有“王权”了,他们的妻子的地位当然也随之大大降低。

  其三,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妃子多的是一人封妃,一族俱荣,成为一个很大的内戚集团,权倾朝野。典型代表是杨贵妃、杨国忠。贵妃们轻轻一口枕头风,往往可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波,常可刮倒内阁大员,以至有“女人祸国”说。而“王妃”就根本没有这样的政治能量了。

  其四,被皇帝封了妃,通常是荣耀终身,只要朝代不被推翻,皇帝不曾废除她,她就当定了“国母”;而王的地位则极不牢靠,随时有被废的可能,尤其清代前期,王被削爵成为家常便饭,就以纳尔苏一家为例,自代善以降到纳尔苏的五代六位王爷中,就有四人被削爵,包括纳尔苏本人也是“因罪革退王爵”而由儿子福彭袭爵,因此,曹佳氏只当了十多年的福晋,从三十多岁起就成了平民百姓。

  最后,我们再将《红楼梦》中元春的影响同实际生活中的曹佳氏作个直接的比较。曹家被革职查抄,其实根本没犯有真正的罪行,或者可以说就是雍正皇帝看他家不顺眼(有论者以为同王子争帝位有关,但无实据),仅仅以勒索驿站的可笑罪名(后文将指出这罪行不可能有)就将曹钭チ似鹄矗砦憬愕牟芗咽霞词谷晕=峙鲁搜壅稣隹醋牛痪浠耙膊桓宜担挡簧希送跷坏亩痈E硗锊簧暇司巳魏我坏忝Α6逗炻ッ巍分谐沂痹阂咽牛罄椿实垡蚣忌直τ瘛⒓掷际峭蹂蛔澹蟊室换泳桶鸭旨业摹白锩饬恕保允老婢簟#ù私诩词共怀鲇诓苎┣壑剩餐耆戏饨ㄉ缁峁嬖颉#?/p>

  “皇妃”同“王妃”的差别就这样大!深谙历史又身经其事的曹雪芹,恐怕不会把两者看得有多少相通,他该不会以“皇妃”去影射“王妃”。

  4、接驾的并不是“曹家”

  《红楼梦》第16回赵嬷嬷说贾府“预备接驾过一次,”江南甄府“接驾四次”,凤姐说,“我们王府已也预备过一次。”历史上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驻骅江宁织造署,所以研究者把两者联系起来,既以此推定“曹家为贾府原型”,又作为曹家“极富”的一个证明。但如果将现有史料仔细一查,就可得出结论:康熙虽然驻骅江宁织造署,但那不是“曹家”;曹寅一家在江宁,应该没有“家”——房屋。

  胡适《红楼梦考证》中将康熙南巡与曹家任职列表分析:

  “康熙二三(年)    一次南巡      曹玺为苏州织造

  二八         二次南巡

  三八         三次南巡       曹寅为江宁织造

  四二         四次南巡       曹寅为江宁织造

  四四         五次南巡       曹寅为江宁织造

  四六         六次南巡       曹寅为江宁织造

  (顾)颉刚又考得‘康熙南巡,除第一次到南京驻骅将军署外,余五次均把织造署当行宫’。

  这五次之中,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

  必须区分的是,顾颉刚说的是康熙 “把织造署当行宫”而不是“曹家”;胡适也暂时没出问题,也说“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然而随后他做结论的时候,就出了问题:

  “当康熙南巡时,他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差”。

  他将顾颉刚说的“织造署”,改写成“他家曾办过”!这一或许无意的移花接木,八十多年来一直被普遍沿袭,并误导成这样的概念:“曹寅在家中接驾四次”,又在这个前提下推导出“曹家极富贵极得宠”的判断,再进一步推出结论:“曹家是贾府的原型。”而且多年来这一概念连判断带结论实际上“固化”了,没有人怀疑,更没有人细究。真所谓“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也。

  康熙驻骅“织造署”还是“曹家”,曹寅是以织造官身份在织造署“当接驾的差”,还是以主人身份在家中接待康熙,不仅有本质的差别,而且对红学研究有重大的导引作用。如果是驻跸“曹家”,那么曹家不仅“极富”——达到行宫的水准,而且极大——康熙侍从有三百余人(见后文),更是极尊贵极得宠——江宁有多少官署皇帝都不住,偏要到他“家”来住。

  然而《曹家档案》却抽去了这个判断推理的大前提,曹家在江宁并没有“家”,前面两份奏折写明他家在南方唯扬州有房产,江宁没有,由此可知曹寅一家是住在织造署衙门内。正因为如此,清人写作意思含糊的“他家”,而后人理解的“家”却是纯粹的“私家”,因此,“曹家接驾”说是个百年大误会,大冤案。

  至于康熙所以选择驻跸织造署,是奔曹寅个人而去,还是出于别的原因,也还需作客观细致和深入的分析。康熙驻跸何处正如今日安排领导人住处一样,乃出于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笔者以为所以选择驻跸织造署:

  (1)织造署为内务府特派机构,而内务府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内宫事务,包括皇帝驻跸事宜,江宁既有织造署,只要符合驻跸条件,则它本应是首先,因为它直属内务府,一切工作和安排都较其它官署方便。

  (2)更为重要的是要符合皇帝出巡的宗旨。康熙每次出巡都强调以考察事务为主,一切接待工作必须从简,并严令不得干扰地方日常行政和百姓生活,前来汇报工作的官员无事不需陪送,早返任所。如他第一次南巡往丹阳途中即谕江宁巡抚汤文斌:

  “朕欲知地方风俗,小民生计,有事巡幸,凡需用之物,皆自内储备,秋毫不取民间,恐地方或有不肖官员,借端妄派,以致扰害穷民,尔其加意严禁。如有此等,即指名题参,从重治罪,其沿途供役牵夫,及闻朕巡幸至此远来聚观百姓,恐离家已遥,不能自归,尔逐一详察,多方区画,令其还家。尔巡抚率布政使即从此回,料理此事,不必前送。”(中华书局《康熙起居注》第1245页)

  第二次南巡至扬州时,康熙“亲制上谕”给总督巡抚:

  “朕因省察黎庶疾苦,兼阅河工,巡幸江南,便道至浙,观问风俗,简从仪卫,卤簿(仪仗队)不设,扈从者仅三百余人。顷经维扬,民间结彩欢迎,盈衢溢巷。虽出其恭敬之诚,恐致稍损物力,甚为惜之。朕视寓内编氓,皆吾赤子,惟使比户丰饶,即不张结彩幔,朕心亦所嘉悦。前途经历诸郡邑,宜体朕意,悉为停止。又见百姓老幼男妇奔走杂还,瞻望恐后,未免喧哗拥塞。念此行原以为民,不严禁跸,但人众无所区别,高崖水次,或有倾跌之虞,一夫不获其所,足轸朕怀。此后止于夹道跪迎,勿得紊乱追趋,致有诸患。着即详加晓喻,使知朕爱民切实,咸为遵行。特谕。”(同上第1831页)

  到杭州,见多处有碑亭歌颂皇恩,他十分开明地指出:“未免致伤民力,诚使闾阎殷阜,则裨益良多,碑亭何与焉!嗣后亦宜停止。”到江宁,他见彩船又发谕旨:

  “过后湖,见地方官装饰舟船,预备以待。朕自出京以来,自牵夫之外,所需一切皆出帑金采办,不许分毫派取民间,以为预备。所御沙船,将发库银修造。扈从人等所用小舡,俱就以官价。故于今日地方官预备之船,非惟不舆,亦并未临观。欲尔等共悉此意,故尔谕知,并传谕江南江西总督付腊塔等,伊等舟船空劳准备,朕初来就视,但恐朕回銮后,故为声扬,云此船乃朕所曾御,妄令存贮。着将装饰物料俱行拆毁,于应用处用之。”(同上第1842页)

  抱此态度巡视的康熙,不住其他官署,应有不打扰地方之用意,其选择与世无干的织造署,自然而又妥当,未见得因宠爱曹寅而去。

  (3)纵观康熙行事,精明细致远过常人,这样一位皇帝,怎么会仅仅因为宠爱曹寅而连续四次驻跸织造署,留下把柄,损害自己的声誉之外,又冷落各级地方高官,令曹寅难以做人?

  (4)安排领导人住宿,还有安全、环境、生活习惯等方面的考虑。比如康熙就觉得“杭州地湿,水土不甚相宜”,不肯逗留。(同上第1935页)

  所以,康熙连续四次驻跸织造署,的确引人注目,在当时确实可能引发独宠曹寅的种种说法,但我们将其纳入学术探讨时,还宜尽可能多地占据史料,平心静气地做出尽可能实是求事的分析和评论,免失偏颇。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康熙起居注》中记载康熙第一次南巡时,在苏州和江宁接见的官员名字甚多,却未见曹玺的名字,而后四次南巡的《起居注》藏于台湾故宫,无从一睹,故不知是否记有曹寅之名。

  5、“西花园”不是曹家的

  由于《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描写出神入化,尤其是脂评在大观园的“大”字旁批了何不直写“西”字,令读者作出种种猜想,同时曹寅又的确建造过“西花园”,于是不少论者以为曹家有过偌大的一个西花园,堪与大观园媲美,因此它也成了“曹家是贾府原型”的证据之一。不过又是《曹家档案》把“西花园”问题彻底登清了。

  康熙五十一年《内务府奏乌罗图查算西花园工程用银不实应予议处折》:

  “分司乌罗图折奏,曹寅在修建西花园房屋,挖河,堆泊岸等项工程,共用银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九两九钱七厘,等因。奉旨:交内务府总管查奏。钦此钦遵。经将分司乌罗图之销算册,依照修建工程核算,实际用银多出八百六十七两余。再,修建房屋、亭子、船只、雨搭、廉子等项又用银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五两余。等因具奏”(《曹家档案》109页)

  此园共用银近二十万两,挖河造船,还建有寺院(见另一奏折)等,确确实实是一个类似大观园的豪华花园。不过奏折中“销算册”三字即今之“报销单”,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是曹寅受命为皇家建造的,而不是曹家的私家花园。而且,据另一奏折中有“圣化寺”、“六郎庄”“永宁观”等地名,可知该园不在江宁而在北京西郊海淀地区,距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所在的西郊黄叶村该不远。笔者以为曹雪芹之所以能为读者描绘出万古奇观大观园,西花园依然功不可没,虽然这类皇家园林他难以入园一睹全貌,但凭其祖父做工程的资料和经验,加上他能够细品详察的郡王府花园等高级园林,以及他天才的艺术想象力、创造力,才终于创造出了融万园于一炉的大观园。曹家不可能有西花园这样的私家花园,清朝对各级别官员房屋庭院的营造格式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

  6、脂批的解读

  脂砚斋、畸笏叟等在曹雪芹创作的同时或稍后就批下许多文字,其中透露有不少细节为雪芹和他们过去的实际经历,对其真实性我们无可怀疑。众多研究者也正因读了脂批才相信或更加坚定地相信“宝玉是雪芹的影子,曹家是贾府的原型。”可以说脂批事实上起到了导读的作用。当然,人们得出上述结论并不完全是脂批一家的功劳,还有前文论述的几个因素互相支持相互证明。既然前几个因素已被证明都站不住,则脂批就孤力无援,不难对付了。

  首先,脂批所指众多细节的真实性,是其本身的真实性,即他们确实经历过这些事情,但不可因此就证明贾府是取材于曹家。生活的细节在艺术中是可以移用的,甲地乙地发生的细节都可以移用到丙地,此时彼时发生的细节也可以被嫁接到其他时候,我们不可因作家所写丙地就证明他一定是取才于甲地,写了他时的细节就一定来自于此时。只要同作品规定的情境相吻合,任何细节都可以移植进去。实际上所有作家在写作中都调用他自己生活中的许多经历和经验,我们显然不能说这部作品就取材于作者或他的家史。我们讨论贾家是否取材于曹家,指的是其基本情况和主体风貌,而不是指一枝一叶的生活细节。所以有曹家生活的细节被描写到贾府,是不可得出贾府就是取材曹家之结论的。何况,脂研斋、畸笏叟并未被证明就是曹家的人,如果他们是曹家的亲戚如表兄弟或姨夫姑夫,而曹雪芹又在亲戚家生活过一段时间,那么这些细节就发生在曹家以外了。我们也可以这样判断:指批所以这样深情地缅回这些细节,正因为这些是发生在“他们家”的事。——书中作者以本人口吻出现的、全书最感伤的诗正有这种意味。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我们且撇开作品中别的“味”,单就家族衰败情节所含之“味”而言,如果作者写的是“自家”即曹家衰败事迹,那么他的作品浸透“辛酸泪”极其自然,何“痴”之有?相反,如果写的是别人家事,或是概括千古万家之事,他竟如此“辛酸”,那才称得上“痴”;同样,他如果放着自家兴衰之事不写而写别家,那才称得上“荒唐”。其次,如果写的是“自家”事,那么读者只要了解了曹家兴衰的事迹,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便可“解其中味”了,作者如此怀疑忧虑,深怕读者解不了“味”,那么它应该不是写曹家之事;只有无迹可循或有迹难寻,那才“谁解其中味”?——如此的反思惟、反推论,是否更切近该诗之韵味呢?

  讨论至此,我们把“《红楼梦》取材贾府”的主要论点逐一进行了检验,事实和数据验明它们一个都无法成立。现在还剩下曹雪芹和贾宝玉的生平事迹有多大相似这个问题,即宝玉有没有可能充当雪芹化身。此题重大,故专辟一章讨论。

  三、          曹雪芹与贾宝玉之比较

  假如“曹家是贾府原型”不能够成立,那么贾宝玉同曹雪芹的“依附关系”也就基本解除了。但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而且宝玉身上又确实具有雪芹的思想理念,所以还需作一番深入的分析与论证。我们要证明的是:曹雪芹同贾宝玉所过的生活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曹雪芹根本当不了贾宝玉的“影子”,贾宝玉也当不了曹雪芹的化身。

  1、曹雪芹从来不曾有过贾宝玉的生活处境

  前文已论证了曹家的整个生活风貌完全不同于贾府。曹寅死后,曹家更是急转直下。曹雪芹出生在曹寅死后三年(按别一说则在死后十年)的康熙五十四年,此前一年曹顒也已病逝。这两位都是康熙很信赖的人。康熙说:“曹顒系朕眼看自幼长成,此子甚可惜。朕所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是个文武全才。他在织造上很谨慎,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曹家档案》125页)但他对曹罹筒惶粗亓恕T诓茴请安折上批:

  “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如此。虽不管地方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同上149页)

  语气轻蔑且不寄希望。康熙态度一变,整个官场及社会的态度必然也变,曹家的外境艰难了。

  1722年康熙去世,这年曹雪芹才三、四岁(按逝年45岁推)。这三、四年还是曹雪芹一生中最轻松的日子,但曹家已处在重债如山的压迫之下。曹寅、曹顒还不了的巨债,曹钣帜艿侥睦锶ヅ饷炊嘁永矗康笔比靠滴跤指铎闳窝挝翊又信锊芗夜榛梗芗业难沽χ蟛荒严胂蟆5牒竺娴娜兆酉啾龋饧改昃图蛑笔窃谔焯谩?/p>

  “一朝天子一朝臣”。康熙死后雍正上台,当年就逮捕李煦,抄没家产,家人变卖。曹家自然难逃一劫。不知是由于尚未决定如何处置曹家还是碍于康熙尸骨未寒,抑或是存心玩玩猫逗老鼠的游戏,雍正并未对曹家立即下手,但态度是一日坏一日,一年凶一年。雍正二年,他在曹罹春啬旮⒆髡酱笫さ淖嗾壑信骸按似啾恚哪馍跤腥ぃ蚨福隙校歉龃笸易鞯摹!本共还嘶实壑鹧希饪掏诳喾泶桃幻±簟T诹硪蛔嗾凵嫌峙骸爸灰目谙嘤ΑH艄苋绱耍笤旎肆耍 痹诓茴的请安折上则写下长达数百字的朱批,既有警告又有威胁:“你若不作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费心思力量买罪受。”“你们向来混帐风俗惯了”,最后简直杀气毕露:“少乱一点。坏朕名声,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按:怡亲王)也救你不下了。特谕。”我们设身处地想想,接到这份“特谕”,曹家将吓成什么样子。此外,他还对曹钏熘驴伤岛崽舯亲邮粞邸S赫辏挡茴所卖宫中人参“价钱为何如此贱?”内务府自然明白他的心,于是在三年奏折中说曹钤炻戆暗仁隆澳衙馍住保蝗盟僭臁K哪耆掠赫邓砍裰貌缓茫茴照数赔补,罚俸一年;十一月曹钆饫矗赫囊谖窀白沤茴所交丝绸内轻薄者,完全加细挑出交伊织赔。若内务府总管及库上官员徇情,不加细查出,仍将轻薄绸缎入库,若经朕查出后,则将内务府总管及库上官员决不轻轻放过也。”很明显他已决心拿下曹盍恕N迥辏茴因“勒索驿站交部严查”,悬了五年的剑终于落下。我们不妨想想,时时被皇帝喝骂处罚的曹睿词乖佟盎煺史缢坠吡恕保丝袒垢胰ダ账麈湔久矗?/p>

  中国封建社会中,还有什么比遭到皇帝亲口喝骂,亲手挑剔更令人恐惧之事?我们无法想象这五年曹家是怎么熬过来的。这时期曹雪芹十岁左右,他的童年就处在龙颜大怒的风暴之中。以雪芹之敏感,童年的他真正是“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宝钗诗),他到哪里去做一天宝玉那样的“富贵闲人”?

  说雪芹是宝玉的化身,在不掌握史料的时候只是误会,在真相大白于天下时,那就成了荒谬。

  2、如何解释作品开头的“作者自云”?

  《红楼梦》开卷有一段“作者自云:”

  “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

  这不是作者“自云”将“已往”之事亲手“编述”么?书中一号人物宝玉不就是作者雪芹的“影子”么?——如果这样理解就太幼稚了。

  辨析这个问题并不太难。我们不妨分三步走:一、判定它的真伪; 二、判断这自云的作者是否书中的宝玉; 三、分析作者如此表白的意图。

  先辨真伪。笔者以为,“自云”当然有真实可信的一面:“已往”的曹家虽处水深火热的政治风暴之中,也不“极富”,但还是“平常仕宦之家”,“锦衣纨绔饫甘餍肥”尚不成问题;又有不可信的虚假一面:如“今日一技无成”就是彻头彻尾的“假语村言”;有基本不可信的一面:如“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当年深遭当官之累的曹家父兄大约不会教育他去当官,而著书之时的雪芹除了没当官,何“罪”之有?真实生活中的雪芹“傲骨嶙峋”白眼向人,那有如此沉重的负罪感?所以这个“作者”是经过伪装的作者,而不是真实的曹雪芹。

  第二步:雪芹既已不是“作者”,则“作者”即使是宝玉的影子,雪芹就不是了。何况上一段已充分证明两人过的生活别如云泥。

  第三步:作者大言据经历“编述”,恐怕主要是出于艺术需要,即根据中国人好史尚真的阅读趣味,造成“自传”的假象,以提高作品的“可信度”和感染力,吸引读者,打动读者。中外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作,或自言是“实所经历”或“来自真实事件”很普遍,其中“假”的多多。小说非新闻或史书,作者完全可以这样写,读者在阅读中将其当“真”的来感受来体验以获得艺术的享受也无可厚非,但研究者若也将它当作作者的真实经历或信史,难免出现偏颇。何况,曹雪芹在前数回中着重塑造的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虚虚实实的艺术氛围,更两次大书“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来“提醒阅者眼目”。他手中高举的是正反两面不同的双面“风月鉴”,随着情节的展开他甚至动用多棱镜和变化万千的魔方,各种人事在他的魔笔下排到组合,变幻不断,扑朔迷离,似梦如幻,我们需要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抱辩证灵活的态度,信其可信,不信其不可信。如果一概不信,那只好远离《红楼梦》忙别的去; 如果字字当真,不信有假,恐怕难得作品之妙缔。

  3、宝玉身上也有雪芹的某些投影

  上面论述了雪芹与宝玉的童年处境大相经庭,说明宝玉绝对当不了雪芹的化身,这是从基本面貌、总体形象方面而言,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认宝玉身上确实有雪芹的“某些”投影。投影的面并不很大,却十分重要。

  中外小说史表明,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往往不仅是成名作,也是代表作,而一位终生磨一剑的作者,更不能不把他对人生最重要的感受集中投入到他唯一的作品之中,寄托在个别主要人物的身上。《红楼梦》是作者唯一的长篇小说,创作时间长达十年以上,雪芹为之呕心沥血,泪尽而亡,他谢世时作品尚未完成。苍天不假时日,曹雪芹不能不把自己最重要的人生感受和理念全部倾注到作品之中。宝玉是头号男主人公,也是雪芹注入心血最多的艺术结晶,他把自己的某些感悟、品性投放到宝玉身上,自然而又必然,如宝玉的善良、敏感、多情、不好儒经而好老庄,等等; 他甚至顾不及艺术规律而明显牵强地将他的重要理念硬塞给宝玉,如“禄蠹”说、“文死谏武死战”说,等等,造成宝玉的“小人大思想”现象。因为宝玉是作品中唯一的正面男主角,雪芹别无选择——这些块垒不得不发泄。

  必须补充的是,曹雪芹并不曾把他所有的身世,尤其是他完全不同于宝玉的经历及由此带来的人生体验寄托到宝玉身上,而是寄托在或者说分别寄托在其他一些人的身上,因不关系到此节主要论题,只能另文讨论。

  四、贾府很可能取材平郡王福彭家

  本文开头的“缘起”部份谈到,激发笔者推倒“《红楼梦》取材贾府”铁案的是我发现了“贾(假)代化”同真“代化”之间的关联,给了我胆气。下文将讨论两者的关联,用史料外证与作品内证互参的方法。

  1、两个“代善”决非偶然重名

  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曹雪芹表兄平郡王福彭的上祖“代善”,是清朝奠基者努尔哈赤第二子,清代的开国元勋,三朝元老。他年纪很小即征战各方,功勋卓著。由于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屡有战功,上(努尔哈赤)委以政。不恤众,诸弟及群臣诉于上,上寖疏之。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乃坐诅咒,幽禁。越二年乙卯(1615年)闰八月死于禁所,年三十六。”从此代善成为努尔哈赤众多儿子中的长兄。他“初号贝勒”,1607年“太祖嘉代善勇敢克敌,赐号古英巴鲁图。”1613年随父大破乌喇族,1616年“封和硕贝勒,以序称大贝勒。”此时皇太极为四贝勒,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芒古尔泰,合称“四大贝勒”,代善的地位尚在皇太极之上。但是努尔哈赤以皇太极的母亲为正妻,代善之母为侧室,决定了接班人为皇太极。1626年“太祖崩,岳讬(代善之子)与弟萨哈璘告代善,请奉太宗(皇太极)嗣位,代善曰:‘是吾心也!’告诸贝勒定策。太宗辞让再三,代善等请益坚,乃即位。”封代善“和硕兄礼亲王。”代善长于皇太极,且战功显赫而不居傲,深受皇太极的尊敬。1639年“从上(皇太极)猎于叶赫,射獐,马仆,伤足。上下马为裹创,酌金卮劳之,因泣曰:‘朕以兄年高不可驰马,兄奈何不自爱?’罢猎,还,命乘舆缓行,日十余里,护以归。”1643年皇太极崩,清世祖顺治帝福临即位,“命(代善)上殿勿拜,着为例。”顺治五年代善“薨,年六十,赐祭葬,立碑纪功。康熙十年,追谥。” (本段引文皆出《清史稿·卷216》)

  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三朝重臣,其名字在清代早期可谓如雷贯耳,谁人不知?他又是曹雪芹表兄福彭的上代,他的辞世距曹雪芹的出生相隔不过五十多年, 可以想象,他的事迹曹雪芹必耳熟能详倒背如流,他的英名在曹雪芹心目中应占有突出的地位。雪芹以“代善”之名作为宝玉祖父之名,必有深意焉。

  其次,众所周知,曹雪芹为《红楼梦》中人物取名多包含有特殊的含义,如“贾雨村”(假语村言,假语存)、“甄士隐”(真事隐)、“元、迎、探、惜”(原应叹息)、“甄英莲”(真应怜),“卜世仁”(不是人)、“詹光”(沾光)、“吴新登”(无星戥)等等,而且多用谐音。最重要的三位主人公宝玉、黛玉、宝钗,则用“宝玉”二字拆字组合成“黛玉”、“宝钗”。可见作为人物取名用尽心计,这不仅成为作品的一大艺术特色,更重要的是他借人名来表达人物个性命运以至作品意旨。既如此,他怎么可能把“代善”这个满清前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又是满清一代风云人物中与自家关系最近者,竟然因疏忽而命名给宝玉的祖父?

  其三,曹雪芹用意最深的是“真(甄)”“假(贾)”一对反义词,并以此作为整个作品寓意的一双眼睛,为此他不惜大违常理地设计艺术对照,如“贾(假)府”对应“甄(真)府”,“贾(假)宝玉”对应“甄(真)宝玉”,太虚幻境用“假作真时真亦假”为醒目的对联,如此种种,煞费苦心,无非为提醒读者:见到“贾(假)”,应注意可能对应着“甄(真)”。——那么见到“贾(假)代善”,理所当然应联想到真“代善”;“贾(假)代善”后代的故事,应该对应着真“代善”后代的生活。

  其四,曹雪芹在作品中特意安排了一个“重名”的细节:第54回说书的女先生所说《凤求鸾》中有位公子名叫“王熙凤”,贾母笑道:“这重了我们的凤丫头了。”女先生忙道:“我们该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讳。”凤姐笑道:“怕什么,你们只管说罢,重名重姓的多呢。”这个细节从未受到论家重视,从表面看似乎也没有什重么要意义,但笔者以为这并非闲笔,雪芹如此写,正是“草蛇灰线”,意在提醒我们关注作品中人名有可能同真实生活中人名相重,“假”中有真;同时又是为自己预设一个开脱,万一当局追究到“代善”一节,又可推脱为无意的重名。

  其五,真代善是次子,“贾代善”既是贾府二房荣公之子,在同辈中也小于堂兄贾代化,仍是二房。

  其六,代善兄弟出生入死,军功赫赫,以军功封王,贾府宁荣二公也是在死人堆里被焦大背出来救了性命,因军功封爵。

  上述理由说明,“贾”同“甄”的一一对应,“假作真时真亦假”等等,都是一个个指示符号和路标,它们共同的作用是引导读者发现那个“贾代善”的背后,隐藏着历史上的真“代善”,是作者非常委婉地被露:贾府的故事,取材于代善一族的平郡王府。

  2、曹雪芹为何要以郡王府福彭家作为贾府的素材

  作品的题材同所表达的意蕴究竟何者先行是文学理论的一个老问题,敦先孰后仁者见仁。但题材的最终选择取决于主题意蕴表达的需要这一点,恐怕没人异议。曹雪芹意存高远,统摄全书的《好了歌》及注所否定的是中国人数千年来的所有梦想:功名、金银、姣妻、儿孙。明显地,作者是要对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世界观、荣辱观、价值观作一彻底的检讨与批判。它不是对某个时代、某个阶层、某种生活方式、某种价值观念等层面的检讨,而是要对中国文化总层面或中国文化的主流层面作一醍醐灌顶的大总结,对中国人最基本的人生理念来个振聋发瞆的大了断。据此意旨,曹家那样的“平常仕宦人家”,在题材的份量上尚嫌不足,而以仕途极致的王公贵族家庭作题材方能满足作品意旨表达的需要。官位达此高度,“因嫌纱帽子,致使枷锁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才有着落,才可表达出“忽喇喇似大厦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红楼梦》中的贾府公爵世袭,钟鸣鼎食,峥嵘轩峻,不可一世。要将这样一个家族的作派气度纹丝不乱地表达出来,同时将数百个不同角色的人物写得声口如闻,如果没有与之相类似的真实家族做底子,如果作家对这个家族未达烂熟于胸的程度,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正因为此,托尔斯泰笔下的贵族生活,比司汤达、巴尔扎克丰满生动得多,巴金、张爱玲笔下的大族、老舍笔下的旗人,远非其他作家可比。福彭家世袭郡王,其规格声势当可同贾府媲美。相反,曹家仅为五品织造官,难堪大任。所以,曹雪芹取材福彭家,不仅恰当,而且必要。

  3、曹雪芹应有可能在郡王府生活过

  郡王府足以堪当贾府原型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还有问题:曹雪芹有没有可能充分掌握这份素材,有没有可能对福彭家的生活细节、人物声貌也都烂熟于胸呢?换句话说,曹雪芹有没有可能经常出入郡王府,甚至在其中居住、生活过一段时间?笔者将史料同作品结合研究的心得是:他很可能生活过,并且,正因为有过这种居人篱下的生活,,才可能在作品中写出如许之多之深的寄居之苦。

  (1)按常情推理:雪芹应常在郡王府走动

  曹家在江宁被削职抄家后,普通家人也被赏给了继任,直系亲属迁往北京。在京房屋仅“少留”以供居住,估计极侷促,其他家产则已一抄而空。此时父亲曹畲笤蓟乖谟校芗乙咽ド疲苎┣凼此辏闯@恚诰┏堑墓寐杌岣柘嗟钡恼展耍⒄泻舨芗业亩雷友┣鄢Hプ咦呱踔辆幼。缡废嬖谱呒指茄J此甑难┣郏础逗炻ッ巍返男捶ǎ晡藜桑赏硇值芙忝妹且黄鸲潦橥嫠#远钥ね醺钕嗟笔祜敫笠部沙鋈耄韵笥⑻健㈩巍Ⅶ煺庑┬蜗蠖伎晌沼心1荆拍芩茉斓霉砀窆ぁ?/p>

  (2)第一手史料:“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

  《曹家档案》中雍正十一年《庄亲五允禄奏审讯绥赫德钻营老平郡王折》,有一段有关曹家同郡王府交往的史料极为重要,是几乎唯一的有关曹家北迁后生活的第一手史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绥赫德继任江宁织造不久就被“革退织造”回京。雍正十一年他被参“钻营老平郡王”受到逮捕审讯。请看他的供词。他说已被革职的老平郡王纳尔苏派小儿子(按,不是福彭)等来他家取走一个宝月瓶,讲好价钱四十两。

  “后来我想,小阿哥是原任织造曹寅的女儿所生之子,奴才荷蒙皇上洪恩,将曹寅家产都赏了奴才,若为这四十两银子,紧着催讨不合。因此不要了是实。”

  他显然将纳尔苏索财看作是为报复他得了曹寅家产。那么纳尔苏是否有此意?请看绥赫德后面的交代:

  “奴才来京时,曾将官赏的扬州他方所有房产,卖银五千余两。我原要带回京城养赡人口。老平郡王差人来说,要借银五千两使用,奴才一时糊涂,只将所剩银三千八百两送去借给是实……奴才如今已七十余岁,岂有求托王爷图做官之意?”

  不多不少,纳尔苏开口“借”的正是绥赫德变卖曹家房产之数。那么绥赫德何以仅给“所剩银三千八两”?原来此前两人已有两次精采的“交易”。请看同案古董商沈四的供词:

  “老平郡王将我叫到府里说,你替我借几两银子使用。我说无处去借,有原任织造绥赫德家有许多古董,(笔者按:是曹家原有之物?)何不到他家要几件,当些银子使用?老平郡王说好,着六阿哥同你去,我同六阿哥到绥赫德家,将那玉如意、铜鼎拿出当了五十两银子,六阿哥拿进去了。第二日,老平郡王说,我给绥赫德送几样饽饽去,可好么?我说好,他必定感念王爷的恩。随差赵姓太监送了四盒饽饽,绥赫德家又回送了回件古董………这六七日前,老平郡王向我说,我因无银子使用,将绥赫德银子使了三四千两。”

  说其精采,因为他们俩显然把“原任织造绥赫德”当作欠债人,王爷则象债权人,要银子可随时去拿;精采之二是绥赫德似乎也认同债务人的角色,随要随给;精采三是四盒饽饽换四件古董,绝妙的买卖!而笔者推测,绥赫德后来之所以只送去三千八百两,是这六件古董在他的心理价位是一千二百两,两数相加,正好五千!

  不过,最关键的是:这出闹剧之中曹家是否直接参预?

  在不那么狡猾的绥赫德之子富璋的供词中终于有欲言还休的一句,那是他整个供词的第一句话:

  “从前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后来沈四带六阿哥并赵姓太监到我家看古董,二次老平郡王又使六阿哥同赵姓太监到我家,向我父亲借银使用……”

  这吞吐含糊的话中却明白无疑表露出在绥赫德一家心目中,是“曹家”在幕后有动作,出面的是纳尔苏一家。绥赫德家的臆测我们无法坐实,但其所举出的现象应该存在,即:“曹家往老平郡王家行走。”——这一句话,对我们弥足珍贵,它让我们有了实实在在的根据,证实了我们前面以常理所作的推测:回京后,曹家常去平郡王府福彭家。——这当中自然包括曹雪芹。

  (3)《红楼梦》提供的内证:曹雪芹应有寄居生活

  我们先来想象一下:当曹雪芹“往老平郡王家行走”时,他自己家是一贫如洗,虽为至亲,但当他象刘姥姥家的板儿一样跨进巍峨的王府门阙时,他的心情是如何的?要知道他不仅有板儿的穷困而且还是罪人之子,王府中各色人等的脸色可想而知。我们不曾亲身经历,那滋味很难体会。恰恰,《红楼梦》中各种人生滋味写得最苍凉最感人泣下的,正是这种篱下之苦,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称《红楼梦》为“寄居文学”恐怕无大错。写到投亲寄靠,曹雪芹简直一发而不可收:林黛玉独自来寄居,薛宝钗一家来投靠,史湘云隔三差五来小住,妙玉单身来修行,还有邢岫烟、李纹姐妹,等等,如此大书而特书,想作者有多少块垒需吐?有多少情结要解?有几多隐痛欲诉?

  这些人中作者笔墨最多最为感人的无疑是林黛玉,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薛宝钗。笔者以为她身上寄托着曹雪芹浓重的身影。首先,薛家的身份同曹家颇有相似之处。贾史王薛被统称为“四大家族”,但与前三家相比,薛家就相形见绌,不在一个档次。贾史王三家乃“公”“侯”“伯”之后,现今也居高官显职,薛家上代为“紫薇舍人”,是五品上的小官,同曹家相当;宝钗之父又同曹家一样替内务府办事,其“帑银行商”身份同曹寅兼办的铸钱铜筋事务也相近。

  其次,薛家也正是在金陵(即江宁)犯了官司,为避祸而投奔京中的贵族亲戚,曹家犯事北迁返京,“往老平郡王家行走”;薛家投靠的娘家姐姐,为姨表亲,曹家“行走”的是父亲的妹妹,为姑表亲,其遭际何其相似。曹雪芹在姑妈家同薛宝钗在姨妈家的身份地位几乎一致,而同林黛玉则有较大区别:黛玉是亲外婆“念及小女无人依傍教育”,主动“遣了男女船只来接”的(第3回),雪芹和宝钗则都是被迫而又被动前来;黛玉“依傍”的是外婆,在中国风俗人情属很正常,而雪芹和宝钗寄居到表亲家中,则有点出格。所以同样是寄居,黛玉的作派就回宝钗大不一样,一个是底气较足,撒娇任性,“目无下尘”,三天哭两天闹,急得贾母老泪纵横,哭叹无奈;一个是颇怀尴尬,“寡言少语”,谨慎压抑,连丫头也不敢得罪一个。第27回宝钗追扑蝴蝶时无意中听到小红坠儿的私房话,其第一反应是赶紧逃避,以免“生事”“没趣”,甚至连逃避还要找借口“金蝉脱壳”。这个细节,写尽她的尴尬身份,篱下委屈。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是在宝钗自己家,她何至于此?可惜竟有论者指她为“奸滑”,恐怕是没有设身处地替宝钗着想。我们再想一想,同是投身表亲的曹雪芹若遭遇同样情况,恐怕也只能象宝钗这样罢。

  之所以说宝钗身上有雪芹浓重身影的另一个理由是宝钗的学问知识、世事人情都有超过她的年龄所允之嫌,尤其是那句对她最基本的评价“山中高土晶莹雪”,和她那份对“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蓑衣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的钟情,以及她对人情的豁达以至冷漠,不仅远非少女情怀,而且明显有了强烈的成年男性色彩。同黛玉的多愁善感,长泪不干的少女情怀,形成鲜明的反差。她的这些情怀,明显属于曹雪芹。

  一部小说写如此众多的少女寄居,极不寻常,它是作家长期郁积、苦苦压抑的心底情感的大喷发,是作家打得死死、欲解无方的心理情结的大宣泄,我们有理由把它看作是雪芹的“夫子自道”,是太史公笔法。——借作品泄情,是雪芹曾有寄居生活的重要内证。

  4、曹雪芹可能寄居郡王府的外证——郭敏兄弟和张宜泉的诗文

  至今为止,影影绰绰为人们提供曹雪芹后期生活和性情的,唯有他的朋友郭敏、郭诚兄弟和张宜泉。他们都对曹雪芹很是钦佩,诗文中嘉言连连。然而郭敏的《寄怀曹雪芹霑》中有两句令我们十分惊讶,简直象在写另一个曹雪芹:

  “ 劝君莫弹食客铗,  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  不如著书黄叶村。”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知离。醉余奋扫如橡笔,写出胸中块垒时!”(郭敏《题芹圃画石》)又说雪芹“字梦阮”(阮藉)、“素性放达”(张宜泉《题芹溪居士》、《伤芹溪居士》序)这样一位自比阮藉、傲骨嶙峋的曹雪芹,急么可能去“富家”食“残杯冷炙”,看人“德色”?然而郭敏又不可能无故而“劝”,更不会向曹雪芹脸上抹黑。笔者以前读此诗即有存疑,苦于没有资料,也没论者作过解释,现在,对曹家与郡王府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疑问如雪消融。曹雪芹不可能去叩一般的“富儿门”,反之,他“行走”或寄居郡王府姑妈家或别的亲戚家,就完全可能了,因是至亲;但是,天长日久,姑妈家的某些人难免面有“德色”,骄傲而敏感的雪芹或向朋友有所泄露,因此郭敏才会直言相“劝”。如果再印证《红楼梦》中对寄居之情的绵绵宣泄,可知所谓“富儿”,并不是外人,而是至亲;正因是至亲,雪芹才会去住。

  另一个重要内证是故事不长,却有“总起”作用的甄士隐的故事。它一直未受到论者应有的重视。《红楼梦》开卷先写仙界石头的故事以交代宝玉的来历,具有楔子性质,然而从仙界回到人间时,却大书甄士隐的故事,而且具有提要性质的回目也是“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这就不易理解了:士隐的故事同作品的中心情节并无重大关系,若说它也是一个楔子,未免架屋叠床,于情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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