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集《治学篇》原文、翻译及解析

【导语】:

治学篇 明道必须精研文字 【原文】 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

  治学篇

  明道必须精研文字

  【原文】

  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

  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迮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八卦以着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

  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相续、字与字相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切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三代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问学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虽罝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百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利,心至苦,事至盛也!

  仲尼既殁,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杰之士,或有识解撰着,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唯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

  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着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枉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

  《给刘蓉》道光二十三年

  【译文】

  听说京师有致力于古文与诗的人,就此事而仔细察访,原来说的是桐城姚鼐郎中的着作。他的言论确实有值得称赞之处,于是将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方苞的作品拿来用心研读,其他六朝以来善于写诗的,以及李白、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作品,也都取来精心研读并探求他们的宗旨,然后悟出了古代懂得道理的人,没有对文字不明了的。会写文章而不懂得道理的,或许有,可是怎么会有懂道理而不会写文章的人呢?

  古代的圣贤观天地的纹理以及鸟兽飞走的痕迹,而制作书契,于是便有了笔画。笔画与笔画相交错而成为文字,文字与文字相连续而成为句子,句子与句子相连缀而成为篇章。口头上所不能表达的,文字能够婉转传达,因此文字能够代替口头而留传千百代。伏羲心里深知处理天地人之间的法则,而又画出八卦来表述。文王、周公担心后人不能明白,于是用文字来彰明它,孔子又作《十翼》、编《六经》来阐述它,于是散列于万事万物中的大道理,也便尽可能地显现在文字中了。

  圣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他立身行事都与万事万物相联系而又与大道相符合,他的文字可以教导后世。我们读书人之所以能够学习圣贤,也是靠着文字来考查古代圣贤的作为,来研究他的用心之所在。既然这样,那么这些句与句、字与字相连续的篇章,古代圣人的精神、言语、笑貌,就都寄寓在此了。倘若差之毫厘,便会谬以千里。词气的缓急,韵味的厚薄,做文章的人稍一不慎,那么面貌就会立即变化,读书的人稍一不慎,那么对于文中之意就会鲁莽无知。故而我恳切地说,今日想要明了先王之道,不能不以精研文字为首要任务。

曾国藩文集《治学篇》原文、翻译及解析

  三代昌盛之时,圣君贤相融洽相承,道德中的精华深深地浸于骨髓,而寻求学问的风气则直达小巷里弄,所以当时即使是捕捉兔子的山野之人,行走汉水北岸的女子,都能饱含性情而娴熟吟咏,至于伊伊、有莘、周公、召公以及诸如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道德充沛,文章精妙,就更是不用说了。到了春秋时期,先王恩泽日渐衰竭,道德固然即将废止,文章也就随着危殆了,故而孔子看见麒麟被捕说我的学问将要走到穷途了,被匡人拘禁说文化将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使百代千世有不刊之道德戒律,用心极其艰苦,而事业则是极其盛大啊!

  孔子死后,他的门徒四散分布,转而将各自学问传授下去,此后聪明杰出的人中有学识能着书立说的,大都是孔子学说的后人,他们文章的醇厚与驳杂,完全可以从他们对道的明了程度上来区别。对道明了尤其多的,文章也尤其醇厚,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次一点的,醇厚也差一点。对道明了少的,文章则驳杂,尤其少的,尤其驳杂。从荀子、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往下,他们的等次差别,大致可以数得出来。

  那么明了道的多少是如何来区分的呢?回答是:深与博。从前,孔子注释《易经》来阐明天道,着述《春秋》来探求做人的道理,这就叫做深刻了!孔门学问有四科。子路懂得军事,冉求通晓富国方法,向柱史问礼,与鲁伶讨论乐,多种学说都知道他的源头,这就叫做广博了!深刻,则能钻研万事的细微端倪,广博,则能探究万物的原委而致用。后来那些对道的明了不如孔子的,在深刻上有差别,在广博上有差别。能够做到深刻而且广博,在文章写作上又不失古代圣贤情怀的,孟氏往下,只有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正蒙》,醇厚正大,在很长时间里少有人相匹敌。许慎、郑玄也能深刻广博,但他们的解释字义字音的文章或许有些缺失而显得零碎;程颐、程颢、朱熹,也是深刻广博并能给人以启示,但他们的语言或许有些缺失而显得狭隘。其他比如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一类人,能够广博但不能深刻,这样他们的文章就流于支蔓,游酢、杨时、金履祥、许谦、薛季宣、胡宏一类人,能够深刻但不能广博,这样他们的文章就缺乏变化,比较单调。于是便有了汉学与宋学的区分,互相争辩,不是一朝一代的事情了。

  我私下不自量力,想兼取二者的长处,既要做到对道的明了深刻广博,又在作文上达到毫无牵绊的地步,小小心愿,不曾想却成了一种奢求好比以蚊子的力量却想背起大山,又像盲人却想行进万里,也真是可笑啊!这是因为我往上看,仰慕《通书》、《正蒙》,其次则确实喜欢司马迁、韩愈的书,认为这二位先贤的确也是深刻广博而又很能看出古人作文的法则。现在的评论者不去探究二人的见识学问,动辄就说司马迁的书充满愤懑不平之气,韩愈的书傲岸且自以为是,而您或许没有深入考察,也赞同世人的这个说法,这好比看到《盘庚》《汤诰》的艰涩难懂而说《尚书》不值得阅读,读郑卫两国那些描写淫乱的诗歌而说整个《诗经》都应删去,这岂不是没有细细推究就以偏概全了吗?孟子说:“君子所拥有的天性,即使大为荣耀也不增加,即使穷困独居也不减损。”我则说君子所拥有的天性,即使读书破万卷也不增加,即使一字不识也不减损。从这个角度来看,君子离开书籍而谈论大道,反而使他身上兼备仁、义、忠、信。就天性来说,尧舜孔孟等人并非有余,愚夫愚妇也并非不够,本来就与文字无关。就书籍而谈论大道,则道好比人心所负载的理,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血气固然可以承受理,然而舍弃血气,那么性情又将以什么为依托呢?当今世上喜好雕虫小技的读书人,沉溺于声律绘藻的末节,而那些稍稍明了道的,又说读圣贤书应当在于明了其中的道理,不宜探究他的文字。这好比讨论看人应当看他的心所负载的道理,而不应当看他的言行举止及血气的末节,这话岂不很是荒谬吗?倘若知道舍弃血气则不可能见心中所求之理,就知道舍弃文字则不可能见圣人的大道了。

  周濂溪说文以载道,而用虚车来讥讽世俗的读书人。虚车固然不行,而没有车还能行远吗?孔子孟子已经去世,而他们的学问流传至今,靠的是这种能远行的车。我们今天倘若有所见解而又想远行的计划,又怎能不早早准备坚固的车辆呢?因此我的浅陋心愿是,倘若对于大道有所见解的话,不仅仅只是见解,还要必须亲身去实践它;不仅仅要亲身实践它,还要务必求得用文字来留传后代。虽说也可能达不到,但志向就应该是这样的。对于诸子百家的着述,都依据他的文字来校验他的道理的多少,剖析他的细微而序列位置。对于汉学、宋学两家的争论,都不能偏袒一方来附和起哄,对于众多学者推崇道理而贬斥文字的言论,尤其不敢苟同追随。深知这种行为不合时宜,被有道君子所大为摒弃,但保持沉默而不言语,这种态度则是文过饰非,错上加错。

  《给刘蓉》道光二十三年

  小志大志均须坚守

  【原文】

  凡仆之所志,莫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给刘蓉》道光二十五年

  【译文】

  我的志向,大的方面是希望能够在天下施行仁义,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小的方面就是希望自身少犯错误,在妻与子的面前都能施行正道,立下行得通的言论来给宗族乡党以教导。这些希望如果能够实现,我将会以此来终我一生;这些希望如果不能实现,我也将会以此来终我一生。

  《给刘蓉》道光二十五年

  吴南屏真豪杰之士

  【原文】

  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生活,真吾乡豪杰之士也。而直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则贬之已甚。姚氏要为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其《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氏,稍涉私好,而大体固是有伦。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辞》,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不刊之典也。国藩之为是叙,不过于伯宜处略闻功甫生平之言论风指而纵笔及之,非谓时流诸君子者,果足以名于世而垂于后,不特不和之,且私独薄之。南兄识得鄙意,曰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所谓搔着痒处,固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也。

  《给欧阳兆雄》咸丰六年

  【译文】

  南屏不愿意在桐城派各位君子的炉灶下讨生活,真是我乡的豪杰之士,但直接将姚鼐比为吕本中,就将他贬斥得太过分了。姚鼐的确是个善为言论的君子,知识才力薄弱,不足以抒发他的识见。他编撰的《古文辞类纂》一书,虽然选刘海峰稍微存有私好,但从整体来说,还是很有条理的。他的序跋类文章承继于《易·系辞》,他的赋类文章模仿刘歆的《七略》,则是不刊之典。我为之写这篇叙,不过是在伯宜处略微听说功甫生前的言论志向而随笔谈到,并非是说当下的各位君子,果真就能闻名于世且传于后世,不只不附和他们,而且私下还格外鄙薄这些人。南屏兄知道我的鄙薄之意,说曾侍郎的心里是很不以为然。这话正所谓搔着痒处,正合心意,痛快之至啊!的确应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给欧阳兆雄》咸丰六年

  同列并非就是同等

  【原文】

  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送人序,退之为之最多且善,然仆意,宇宙间乃不应有此一种文体。后世生日有寿序,迁官有贺序,上梁有序,字号有序,皆此体滥觞,至于不可究诘。昔年作《书归熙甫文集后》,曾持此论,讥世人不能纠正退之谬,而遂其波而拾其沈。

  尊书以弟所作《欧阳生文集序》中,称引并世文家,妄将大名胪于诸君子之次,见谓不伦。李耳与韩非同传,诚为失当,然赞末一语曰:“而老子深远矣。”子长胸中,固非全无泾渭。今之属辞连类,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虽不可遽语于古之作者,尊兄比之吕居仁,则亦未为明允。惜抱于刘才甫不无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识古书之真伪,亦实有突过归、方之处,尊兄鄙其宗派之说,而并没其笃古之功,揆之事理,字可谓乎?

  《给吴敏树》咸丰六年

  【译文】

  我曾经说过古文这种文体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只是不适合讲道理。赠送人的序文,韩愈写得最多而且很好,但我认为,宇宙间是不应该有这一种文体的。后世生日有寿序,升官有贺序,建房上梁有序,取字号有序,都是这种文体的泛滥,以至于后人无法深究追问。先前我写《书归熙甫文集后》,在文中曾经持有这个观点,批评世人不能纠正韩愈的错误,反而追随他们的波流,反而捡拾他们的沉渣。

  您的信认为我所作的《欧阳生文集序》中列举当世的一些文学家,不妥当的将您的名字摆在这些人的行列中,没有道理。李耳与韩非同在一个传中记述,固然不当,但赞语末尾一句说:“然而老子的学说深远啊。”司马迁的心里,并非完全分不出清浊。今天在写到文章风格分类上,也是有视为同类可能性的,至于姚鼐即使不能说可与古代着述者相当,但您将他比为吕本中,那也不能算作公允。姚鼐对待刘大櫆不免有点儿偏私,但他考辨文章的源流,识别古书的真伪,在这点上确实有超过归有光、方苞的地方,您鄙弃姚鼐关于宗派的说法,而一并掩没他笃实研究古籍的功劳,从道理上说,您这话算是公平吗?

  《给吴敏树》咸丰六年

  扫荡旧习赤地新立

  【原文】

  自孔孟以后,唯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记》《思辨录》之属);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致无可怡悦。辄妄施批点,极知无当高深之万一,然各有本师,未敢自诬其家法以从人也。

  《给刘蓉》咸丰八年正月

曾国藩文集《治学篇》原文、翻译及解析

  【译文】

  自从孔孟的书籍以后,只有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正蒙》,在道理和文章上可以说得上都达到顶点。其次如韩愈的《原道》、曾巩的《学记》、朱熹的《大学序》,不过寥寥几篇而已。除此之外,就是在道理和文章上不得不分为两个方面。我的意思是,想要阐明义理,就应当效法《经说》《理窟》以及各种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记》《思辨录》等等);想要学写文章,就应当将旧习彻底扫除干净,在一片赤地上重新立定规矩,将从前所操练的一概清除,就像丧失所有的东西一样,这样才会有另一番文章境界。方苞之所以不能参透古人的精微深奥所在,正是因为他在义理和文章两方面都要兼顾,以致没有令人怡悦的地方。我这是妄加批评指摘,深知不及高人的万分之一,只是各有自己所师从的人,不敢自己败坏家法而顺从他人。

  《给刘蓉》咸丰八年正月

  敬恒不足百无一成

  【原文】

  国藩生平,坐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故近于知交门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告。“敬”字,唯“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三语,最为切当。仆待人处事,向来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至于“有恒”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书与读书,须画然分为两事。看书宜多宜速,不速则不能看毕,是无恒也。读书宜精宜熟,而不能完,是亦无恒也。足下现阅八家文选,即须将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欧阳公之文,即将欧文抄读几遍,切不可将看与读混为一事,尤不可因看之无味,遂不看完,致蹈无恒之弊。

  《给葛睾山》咸丰九年八月

  【译文】

  我这一生,因为不敬和无恒两件事,年纪将近五十,还是百无一成,自己深感惭愧悔恨。因此近年来对于知己朋友、门生徒弟以及亲戚的子弟,必定以这两点相告。“敬”字,唯有“无论是在人多人少的场合,还是在长辈或晚辈的面前,都不敢怠慢”,这三句话最为贴切。我待人处世,向来失之怠慢,如今老了,才开始改变以前的缺点,希望您趁早以此勉励自己。至于“有恒”二字,尤其不容易说得全面。大致说来,看书与读书,必须截然分为两码事。看书应多而快,不快就不能看完,这就是无恒。读书应精而熟,如果不能读完,这也是无恒。您现在阅读唐宋八大家文选,就必须将它全部看完。比如在书中最喜欢欧阳修的文章,就将欧阳修的文章抄录朗读几遍,切不可将看与读混为一码事,尤其不可以因为看着没有滋味,就不看完,以至于沾染无恒的毛病。

  《给葛睾山》咸丰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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