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集《杂感笔记第七》原文、翻译及解析

【导语】:

杂感笔记第七 礼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

  杂感笔记第七

  礼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歧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着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译文】

  古代的君子为什么要竭尽全力地去修身养性,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每一步都是秉承礼仪而行的。对于自身而言,舍弃礼制去谈论道德毫无意义;对外而言,舍弃礼制去谈论政事也毫无意义。因此掌管六艺的官员制定了完备的礼仪制度,并用《周礼》命名此书。春秋时候,懂得礼仪、善说辞令的士大夫,常常凭借这个使他人信服使国家强大。战国以后,人们都把关于礼仪的知识视为礼制的要求,束缚自身,这就是女叔齐(春秋时人)讥笑的原因。荀卿、张载等人谨慎地以礼为事业,可以说是知本好古,不随波逐流。近代的张尔岐作了《中庸论》一书,凌廷堪作了《复礼论》一书,从书中的内容也可见古代先王圣贤关于礼制的痕迹。秦蕙田编写了《五礼通考》一书,把天文、算学辑录进去,列为“现象授时门”;把地理、州郡辑录进去,列为“体国经野门”。如果从着书的体例来说,这或许有些驳杂,不够精练,但从书的内容来看,它包括了古代礼仪应有的全部内容,这是值得肯定的。

  赦

  【原文】

  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乱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蜀人称亮之贤。厥后费祎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责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子。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的人治军。

  【译文】

  牧马人的任务,就是除去那些危害马群的马;牧羊人的任务,就是除去那些扰乱羊群的羊。统治天下百姓的道理,同样也是这样。诸葛亮治理蜀国时,有人进言说应该以宽松的政策治理蜀国。诸葛亮回答说:“统治天下应该施以大恩大德,不应倡导小恩小惠。这也就是匡衡、吴汉不愿施以宽松政策的原因。先帝也曾说:‘我经常听到陈元方、郑康成关于治理国家的言论,他们说的算是很详尽了,但都不曾提到用赦免的政策。你看刘表父子,年年实行大赦,可对辖地的治理又有什么好处呢?’”诸葛亮以严格的政策治理蜀国,被后人称为贤臣。此后费祎主持朝政,以宽松的政策治理蜀国。河南的孟光谴责费祎说:“赦免政策有枯败的气象,这不是昌明之世所应该有的。”我曾看见过家有不肖之子的,他的父亲曲意宽容他的过错,其他的儿子也便纷纷效仿,最终都成了不肖之人。还曾碰到过有士兵违反了军纪,主将鞭打不够规定的鞭数,就轻易赦免了违纪的士兵,此后更多士兵傲慢无礼,经常戏侮他的上司官员。由此可知,对他人的小恩小惠往往成为施行大恩大惠的祸患,政策过于宽松是管理不好百姓的,对孩子过分宠爱是管理不好家庭的,对士兵过于宽松、纵容是治理不好军队的。

  世泽

  【原文】

  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

  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廉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缙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穑之泽,推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祖宗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

  【译文】

  凡是那些在志趣、学术上确实超过常人的人,他们在自身上的修养、家庭中的式范必定会有流风余韵传给子孙,影响乡里,这就是所说的君子之泽。君子之泽中大约有三个方面最值得称善,即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

  诗书之泽这方面,比如韦玄成评议礼制,王吉传颂经论,虞家、魏家的子孙,顾家、陆家的后裔,代代都有名人出现,无法尽述。我们这个朝代比如桐城张氏,自张英之后,高官学者,世代增添张英的美名。宣城梅氏,自梅文鼎之后,世代精研算学,他的六世孙郎中梅曾亮,自称没有继承贤人的功业,但他所写的古文诗篇,深受当时人推崇。高邮王氏,自王安国以后,世代都是名儒,而王念祖的训诂学确实集古今之大成。我在张、梅、王三家面前,常常是低头徘徊或是仰头叹息,自愧不如。礼让之泽这方面,比如万石君的廉洁严谨,富平侯的庄敬慎重,唐朝河东柳氏,宋朝蓝田吕氏,一家之人都是彬彬有礼,带有君子风范。在我平时所见到的近代那些官宦贵族中,还没有遇到过尊崇礼法却没有使家族兴旺、习性傲慢却不导致败家的情况。稼穑之泽这方面,首先想到的是《豳风·七月》,讲述周朝以农事创立王业的艰苦,将民风导向淳厚,在诵读中可以体会出来。近代张敦复的《恒产琐言》、张杨园的《农书》,用意极其深远。我私下认为稼穑之泽比诗书、礼让之泽更加广阔持久。我的祖父光禄大夫星冈公曾经说过:“我的子孙即使将来做了大官,家中也不能废除祖宗旧业。”美好的家训啊,真是至理名言!可以作为万世法则。

  悔吝

  【原文】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仄,月盈则亏。《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吝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

  【译文】

  吉、凶、悔、吝四者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吉”,并非只有祥瑞之兆才能称之为吉,只要行事恰当,举措合适,没有世人非议,也不触犯神鬼,就可称之为吉。但如果上述做得过头,就是吝了。天道妒忌溢满,鬼神谋害盈余,太阳过了正午就会开始偏斜,月亮达到满月就会开始亏缺。《易经》上的爻辞经常说“占卜为吝”,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易经》上所阐述的道理就是:应当随着变化而改变,以达到最佳状态;如果想永久保持最佳状态而不改变,其结果势必带来遗憾和惋惜。凡是行事过了头,不管是好事坏事,即使是十分完善的美好之举和相当宏大的德行之事,稍微过了,那么因过分而产生的不利之事将随之而来。我在京师为官,为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求阙斋”,就是唯恐追求盈满而带来悔吝,以此来警戒自己。人无论贤愚,遭遇凶险都知道后悔,如果早日悔过便可逃过灾祸,故而说:“不会有大的罪过,是因为心中存有悔意。”震动心意,坚忍心性,是担当大任的基础;倾侧身体,修养行为,是中兴之道的根本。自古以来能够成就大业的,没有不遭受过心意困苦、忧虑满胸的,也没有不经历过痛改前非、悔过自新的。困患会慢慢招致灾祸,而悔改则使其渐渐趋向吉顺,故而变化的最大法则,没有比悔改更好的了,没有比过分更坏的了。我家的子孙后代,若要自修而免于过错,有两句话要牢记,即:“不要沉溺于享乐之中,要时常保持反省过失的心态。”

  儒缓

  【原文】

  《论语》两称“敏则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觏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习勤不辍,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几。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弢甫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缓自愧。

  《左传》:齐人责鲁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言鲁人好儒术而失之皋缓,故二国兴师来问也。《汉书·朱博传》:齐部舒缓养名,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耶?皆斥罢诸吏。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拜起舒迟。博谓赣老生不习吏礼,令主簿教之,拜起闲习。又以功曹官属,多褒衣大祒,不中节度,敕令掾史衣皆去地二尺。此亦恶儒术之舒缓不足了事也。《通鉴》: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于巨,但恐儒缓,机事不称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务为舒缓,而不能应机以趋事赴功。”大抵儒术非病,儒而失之疏缓,则从政多积滞之事,治军少可趁之功。

  【译文】

  《论语》两次说到“聪敏而有功效”。聪敏有先天就有的,如才艺丰富,裁决果断如同流水,这不是能经常遇到的;有后天努力而具备的,别人付出十分我付出千分,习惯勤奋从不中断,长期坚持即使中等才智的人都能达到聪敏的程度。我生性愚钝,别人读书一目二三行,我有时快读甚至都不能看完一行;别人片刻就能立即办好的事情,我有时沉吟几个小时都不能终了。阳湖一个名周腾虎字弢甫的朋友曾经说过我儒缓不能及时办好事情,我自己也深以舒缓而惭愧。

  《左传》中齐国人责备鲁国国君不回应稽首之礼,因而作歌唱道:“鲁人的迂缓,多少年都不明白,可以让我们远图,因为他们只读儒书,深以二国的行动忧虑。”这首歌说的是鲁国人喜好儒术而有皋缓的缺失,因此二国前来兴师问罪。《汉书·朱博传》记载:齐部借舒缓来培育名望。朱博捋起胡须靠近几案说,看来齐国人是想以此作为地方风俗啊?于是全部罢斥所有的随员。门下随员赣遂是个年岁高的大儒,跪拜起来舒缓迟慢。朱博说赣老先生不谙习吏员礼节,命令主簿教他,闲时练习跪拜起身。又认为各部官员多穿宽袍大裤,不合节度,下令所有随员的衣服都离地面二尺。这也是厌恶儒学礼仪的舒缓不足以成事。《通鉴》中记载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的弟弟宋澄,处理政事的能力超过臣,但唯恐他办事儒缓,临机处决之事不能称职。”胡三省注释说:“大凡儒者多习于舒缓,而不能抓住时机去迅速办事而致成功。”大致说来,儒术不是毛病,遵从儒术而导致疏缓,从政则大多会积聚滞留公事,治军则缺少可以乘机获取的功劳。

  名望

  【原文】

  知识愈高,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则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严。故君子之自处,不肯与众人量长短。以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贻讥于神明也。

  【译文】

  知识越高,那么上天让他肩负的责任就越重;名望越重,那么鬼神对他行为的监察就越严。所以君子对于自己的要求很高,不肯与众人比较长短。反之,君子如果与普通人比长论短,就是欺辱自己的知识,欺辱上天了。君子的名声向来尊贵,更不肯以鄙陋浅薄的言论而招致神明的讥笑和责怪。

  居业

  【原文】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衮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调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译文】

  古代英雄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有根基。比如汉高祖占据关中,光武依据河内,魏国凭借衮州,唐朝依仗晋阳,都是先占据一地作为基地,然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君子修道,也一定要有所说的根基作为基础。一般要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这就像居住的房子,宏大表明居住的人多,庇护的人多;诚信能使根基更加稳固,结构更加牢实。《易经》上说:“在宽敞的环境中居住。”这就是所说的根基宏大。“言行要以诚信为本,才能建立功业”,这就是所说的诚信。大程子曾说:“大道浩瀚无边,应从何处入手呢?唯有坚守诚信才能找到建功立业的地方。”诚就是忠信;修身反省自己的言辞,为的就是守住诚信。倘若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全被淹没了,因此人也就难以立足了”。我认为:立得住,就是所说的建功立业。如今的人常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道理。子张曾说:“拥有德行却不发扬,信奉道义却不笃诚,那么这是拥有呢?还是没有呢?”也就是说倘若不能使德业发扬,并坚守诚信,那么学识和见地就会显得肤浅没有根基,说这些知识是我的,全无道理,说这些知识不是我的,也全无道理。这样的人最终必将没有任何功业可建。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之理就在这里了。

  英雄诫子弟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

  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西凉李暠手令戒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

  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为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袛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用钱,不可过三十万,皆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

  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迩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译文】

  古代的英雄心胸恢宏,胸怀豁达,规模远大,高瞻远瞩,但在训诫子弟方面,却始终保持着谦恭谨慎、俭朴退让的态度。

  刘备临终时训诫太子刘禅说:“注意啊注意!不要因为错恶小就去做,也不要因为良善小就不去做。只有贤与德,才可以让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浅薄,不值得效法。你与丞相共事,待他要如同父亲一样。”西凉国李暠亲手写下训诫诸子之语,认为“管理政事的人,应当慎重对待赏罚,不要听凭自己的心随意爱憎,亲近忠诚正直之人,远离奸佞阿谀之人,切勿让身边之人私自凭借权力作威作福。面对诋毁和荣誉,应当仔细审核,辨明真伪。断案结案,一定要和颜悦色,依从事理,切不要猜测、恐诈、揣意、固执。说话要轻声慢语,不能倚势凌人;审判要集思广益,不能自我专断。我临政五年,虽然未能使百姓安宁,但能做到宽宏大度,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可委以心腹,无论新朋还是旧友都不辜负。处置事情公平坦荡,一视同仁。刚开始觉得眼前利益似乎有所损失,但经略远图还是很有好处的。我这样处理国事,大概可以无愧于前人了。”

  宋文帝委派弟弟江夏王义恭统领荆、湘等八州军务时,写信告诫他说:“如今天下正处于艰难时期,国家事业重大,虽说只要坚守就可以了,但实际做起来却是困难的。兴衰安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担着,怎么可以不以王业为念而深感责任重大呢?你的性情过于急躁,志向拘泥古法,想法一旦无法兑现,意念便不复存在,转而盲目听从别人,随意改变,这些对事情的处理害处最大,应该想着克服抑制。卫青以礼节对待士大夫,以恩德对待小人。西门、安于因改变心性而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关羽、张飞处事偏于私情,主观臆断,也是不好。自己的行为,所做的事情,都应深深以此为鉴。倘若日后政局有变,太子年幼懵懂,司徒一定要承当周公的职责,你不可对新主不恭顺。到那时天下的安危,取决于你们两个人了。你个人一月所用资财,不能超过三十万,若能少于此数更好。西楚的府邸,可以稍微布置一下,应当无须求取新异而改造。凡审讯狱案要多做考虑,不能妄加揣测,当时决断确实很难,到审讯之日,要虚心咨询,博采众议,切忌以个人之喜怒加于别人。如能做到择善而从,必会使自己受益匪浅,不能任意专断,借以夸耀独断的英明。封官授爵要慎重从事,不可随便授予,尤其对亲近之人的封赏,更应仔细考虑。我对于身边的人,虽然缺少恩德,但当听到他人议论,却不认为是评议我的过失。以高贵之身凌驾于他人之上,对方是不会甘愿屈服的;以威武之势强加于他人之身,对方是不会甘心顺从的,这些都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声色歌舞、嬉戏玩乐,不宜过头;赌博酗酒、打鱼狩猎一概不做;供给自用,都要有所节制;奇装异服、奇异宝器,不宜提倡。还当常常和臣下见面,见面不多,就彼此不亲近。不亲不近,就无法尽知人的性情;不能尽知人的性情,又如何来得知所有的事情呢!”

  这几位君主,都是雄才伟略,有经营四海的志气,但他们训诫子弟,则主旨不多,思虑平易,收敛抑制很突出。伏波将军马援,也是一位旷世豪杰,但他在告诫侄儿的信上说:“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说自己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可以听,但嘴里却不要议论。喜好评议别人的长短,妄自评说政法的是非,这是我最深恶痛绝的事情,宁可去死也不愿子孙有这样的行径!龙伯高为人敦厚老实,办事严谨周到,说话合乎礼仪,没有不适当的,待人谦虚俭约而生活节俭,廉洁奉公且有威望,我爱戴他敬重他,希望你们效法他。杜季良性格豪爽仗义勇为,以人之忧为忧,以人之乐为乐,他父亲去世时请客吊丧,几个郡的人都来了,我爱戴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效法他。学习龙伯高不像,还可以成为一个严谨之人,正如人们所说的雕刻鸿鹄不像还能像只鸭子;学习杜季良不像,则会堕落成一个轻薄之人,正如人们所说的画虎不成反倒像只狗了。”这也是谦虚谨慎地要求自己,收敛他的高远情怀,靠近于平实的道理。这是因为不这样,则不足以靠自己努力达到远大。隐藏得不严密,投放出来就不会准确。苏轼的诗“于是才知道真正的宽大本出于精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气节·傲

  【原文】

  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风节,守于己者也;傲,则加于人者也。汉萧望之初见霍大将军光,不肯露索挟持,王仲翁讥之。望之曰:“各从其志。”魏孙资、刘放用事,辛毗不与往来,子敞谏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孙、刘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宋顾恺之不屑降意于戴法兴等,蔡兴宗嫌其风节太峻。恺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我不作三公耳’。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着《定命论》以释之。此三事者,皆风节之守于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张汤,宋璟不礼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风节目之矣,然犹不可谓之傲也。

  以傲加人者,若盖宽饶之于许伯,孔融之于曹操,此傲在言词者也;稽康之于钟会,谢灵运之于孟觊,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于何无忌,王僧达之于路琼之,此傲在仪节者也;息夫躬历诋诸公,暨艳弹射百寮,此傲在奏议者也。此数人者,皆不得令终。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谦,傲者内恃其才,外溢其气,其心已不固矣。如盖、孔、稽、谢、殷、王等,仅以加诸一二人,犹且无德不报,有毒必发,若息夫躬、暨艳之褊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偾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大抵怀材负奇,恒冀人以异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视之,非所愿也。韩信含羞于哙等,彭宠积望于无异,彼其素所挟持者高,诚不欲与庸庸者齐耳。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以齐桓公之盛业,葵丘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以关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则身败于徐晃,地丧于吕蒙。以大禹之圣,而伯益赞之以“满招损,谦受益”。以郑伯之弱,而楚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虽危而得安;自恃者,虽安而易危。自古国家,往往然也。故挟贵,挟长,挟贤,挟故勋劳,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宠,怙侈,怙非,怙乱,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讥耳。

  【译文】

  洁身自好的士人,大多讲究气节,但若讲究不妥当,就会流于傲慢而自己并未察觉。风骨气度是自己把握的;傲慢则是加在别人身上的。汉代萧望之初次见到大将军霍光,不愿意露出身体放下佩刀被人搜查,王仲翁讥笑他。萧望之说:“人各有志。”魏时孙资、刘放主事,辛毗不与他们二人往来,子敞规劝他。辛毗严肃地说:“我立身处世自有我的本末,就与孙、刘二人不同,大不了不让我做三公罢了。”宋时顾恺之不屑于在戴法兴等人面前降低身份。蔡兴宗嫌他的风骨气度太峻刻。顾恺之说:“辛毗说过,孙、刘只不过不让我做三公罢了。人的命运体性自有定数,不是智力所能改变的。”因而命令弟子原撰写《定命论》来解释。这三件事,都属于风骨气度把守自身的。若汲黯不愿屈居张汤之下,宋璟不礼遇王毛仲,这是因为他们位高望尊,随志行事,不能看做是风骨气度的表现,但也不能说他们傲。

  以傲加于别人身上的,如盖宽饶对许伯,孔融对曹操。这种傲表现在言词上;稽康对钟会,谢灵运对孟觊,这种傲表现在神态上;殷仲文对何无忌,王僧达对路琼之,这种傲表现在礼节上;息夫躬历次诋毁朝中大臣,暨艳弹劾百官,这种傲体现在奏议上。这几个人,最后都没有尽天年而寿终。一般说来,人间忌恨盈满,鬼神庇佑谦抑,傲者内心自恃有才,流露在外则气势张扬,他心已经不坚定了。如盖、孔、稽、谢、殷、王等人,仅仅将傲加在一两个人身上,尚且遭到报复,至于息夫躬、暨艳的广为得罪同朝之人,岂有能够侥幸保全的道理?

  裴子野说:“倘若拥有超出一般的才智,就一定想有出人头地的地位。倘若拥有盖过世俗的志量,就必定不愿处在一般人的下面。这类人中能以道相守,以礼待人的恐怕很少?”一般说来,凡是心怀才智而背负奇巧之人,都希望别人异眼相看,倘若都一以概之,平等对待,不是他们所愿意的。韩信以与樊哙等人同列为羞耻,彭宠以得到的赏赐与别人无异而累计怨恨。他们向来自己期许很高,实在不愿和平庸之人平齐。君子处世的怨责,莫好过能安处于人的下面,莫不好过自以为骄傲自大。以齐桓公那样的盛大基业,葵丘之会上稍微有些倨傲矜持,而招致九国背叛;以关公那样的忠诚勇武,一个念头地矜持,则招来自身败于徐晃之下,城池丧于吕蒙之手;以大禹那样的圣贤操守,而伯益还用“满招损,谦受益”的话来勉励他;以郑伯那样的弱国君主,而楚庄王还说“郑国之君能居人之下,将来必能取信于民”。不自我矜持的,即使遭到危险也会转为安全;自我矜持的,即使身处安全也容易招致危险。自古以来,无论是国还是家,往往都是这样。故而依凭尊贵,依凭年长,依凭贤能,依凭原有功劳,都是孟子所不容许的;而有所凭恃而娇宠,有所凭恃而奢侈,有所凭恃而为非,有所凭恃而作乱,都是春秋时期士大夫所深为讥笑的。

  成败无定

  【原文】

  汉晁错建议削藩,厥后吴楚七国反,景帝诛错而事以成;明齐泰、黄子澄建议削藩,厥后燕王南犯,建文诛齐、黄而事以败。我朝米思翰等议削藩,厥后吴、耿三叛并起,圣祖不诛米思翰而事以成。此三案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咸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必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唐昭宗以王室日卑,发愤欲讨李茂贞,责宰相杜让能专主兵事。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不能弭七国之祸。厥后李茂贞进逼兴平,禁军败溃,京师大震。茂贞表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上涕下不能禁,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寻赐自尽。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挫败,或少归咎于人,不能无稍露于辞谢者,亦以见理未明之故耳。

  后唐潞王虑石敬瑭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瑭镇郡州,文遇力赞成之。厥后敬瑭果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译文】

  西汉晁错建议削减诸侯王国的封地,此后吴楚七国叛乱,景帝以诛杀晁错而平定叛乱;明代齐泰、黄子澄建议削减藩王封地,此后燕王南攻,建文帝诛杀齐泰、黄子澄,但最后失败。我朝米思翰等建议削减藩王封地,此后吴三桂、耿精忠等三个藩王一起反叛,圣祖康熙不诛米思翰而最终平息叛乱。这三个案子最相似,或诛杀或宽宥,或成功或失败,都不一样。士大夫处置大事,决释大疑,只应当深思熟虑,探究是非,不必拘泥于往事的成功与失败,从而迁就一时的利害。

  唐昭宗鉴于王室日益卑弱,发愤想要讨伐李茂贞,责令宰相杜让能专门主持军事。杜让能再三拒绝,说:“他日臣白白遭受晁错那样的诛杀,而不能消除吴楚七国的祸乱。”此后李茂贞进逼兴平,禁军败溃,京师大为震动。李茂贞上书请求皇上诛杀杜让能。杜让能说:“我确实早就说了。”皇上泪流不止,不能自禁,说:“与您永诀了。”这一天贬杜让能为梧州刺史,不久便赐他自尽。这是无故受到诛杀,他的冤屈更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唐昭宗既逞强于前,又诛杀于后。这就是他成为亡国之君的缘故。我在军中时,有时与人商定的决议,此后石受挫或者失败,或许稍稍会归咎于别人,不能做到一点都不在辞色上表露出来,也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

  后唐潞王考虑石敬瑭将要反叛,李崧、吕琦劝皇上与契丹进行和亲,薛文遇阻止。皇上想将石敬瑭调到郡州,薛文遇极力赞成。此后敬瑭果然造反,引来契丹兵大败唐兵。唐王见到薛文遇时说:“我见到此人肉发颤,几乎想抽出佩刀刺杀他。”大抵事情失败后而归咎于主谋者,是平庸人的常情。

  君子小人

  【原文】

  陈容有言曰:“仁义岂有常?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无间之谓也。一有自私之心,则小人矣。义者无所为而为之谓也。一有自利之心,则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则为君子;夕而私利,则为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则为君子;转念私利,则为小人。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所争只在几微。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窥几何,而自以为绝伦之学;辽东之豕,所异几何,而自以为盖世之勋。推之以孑孑为义,以硁硁为信,以龊龊为廉,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须积诚以相感,而动疑主恩之过薄;朋友之交,贵积渐以相孚,而动怨知己之罕觏,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妇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乌有所谓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诩诩然号于众曰:“吾君子也!”当其自诩君子,深信不疑之时,识者已嗤其为小人矣。

  【译文】

  陈容曾经说过:“仁义对于人来说岂能是固定不变的,实行仁义的人就是君子,违逆仁义的人就是小人。”伟大啊这句话!所谓仁,是指物与我之间没有距离,一旦有了自私之心,就是小人了。所谓义,是指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一旦有了为自己牟私利的心,就是小人了。同一天,如果早上处事公正就是君子,晚上存有私欲就是小人。同一件事,最初的想法公正,就是君子;但转念产生私欲就是小人。圣人一旦有了坏念头就成了狂人,狂人一旦克服了坏念头就成了圣人,两者之间只差几微。君子没有一顿饭长的时间违背仁义,仓促匆忙的时候是这样,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旦不这样,就会不知不觉地沦落为小人了。所谓小人,指的是见识少,度量小,目光短浅的人,就如同井底之蛙,看到的天空能有多大,然而却自以为有绝伦的学识;比如辽东的猪,与其他的猪能有多大差别,然而却自以为有盖世的功勋。推而广之,将孤独当作义,将执拗当作信,将拘谨当作廉,这些都是见识浅薄而又自我满足的表现。君臣之间的相知,须要累积诚信而相互感动,切不可动辄就怀疑君主对自己过于刻薄;朋友之间的交情,贵在日益了解而相互信任,切不可动辄就埋怨知己难以遇到。还有兄弟不相容忍,夫妇不相信任,父子不相谅解,这些都是因为度量狭小而容易滋生疑心的缘故。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见识广博,视天下江山如同破旧的草鞋那样,可以随意扔掉;视尧舜那样的功业如同浮云,可以看得很淡。度量宏大,所做之事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不会怨天尤人,而是反过来审察自身的原因。他本人不想做的,从来不强加给别人。怎么会有所谓的自私自利之心呢?不追求这些,却在众人面前夸耀说:“我是君子!”当他自诩为君子的时候,有识之士已经讥笑他是小人了。

  越寨攻敌

  【原文】

  行军之道,有依次而进者,有越敌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处者,姑以《通鉴》所纪兵事言之。

  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子勋之乱,诸军与子勋将袁觊相拒于浓湖,久未决。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临洄洑,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吴喜并赞其策,乃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与兴世。兴世率其众,溯流稍上,寻复退归。如是者屡日。贼将刘胡闻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张兴世何人,欲轻据我上!”不为之备。一夕四更,值便风。兴世举帆直前,渡湖白,过鹊尾。胡既觉,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翼之而进。戊戌夕,兴世宿景洪浦,灵秀亦留。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趋钱溪立营寨。乙亥,兴世引兵进据之,灵秀不能禁。庚子,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之曰:“贼来尚远,气盛而矢骤。骤既易尽,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将士治城如故。俄而胡来转近,船入洄洑,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并进,胡收兵而下,兴世遂于钱溪立城。国藩按:是时官军在下游赭圻,贼军袁觊等在上游之浓湖,刘胡等又在上游之鹊尾,更上乃为钱溪。越浓湖、鹊尾两寨而上,立城于钱溪,此险途也。厥后贼屡攻钱溪不胜,粮运中梗,而鹊尾、浓湖并以溃降。此越寨进攻而得胜者也。

  泰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为贼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扬,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虽拔,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彧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国藩按:宋与魏历世兵争,宋有青州、历城、徐州诸镇,远在海岱,与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东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远。魏越青州诸镇,而进攻四城,此险途也。厥后四城破,而青州、历城、徐州诸镇相继没于魏。此越镇进攻而胜者也。

  梁简文帝二年,侯景之变,郢州刺史萧方诸以徐文盛军在西阳,不设备(西阳即今黄州)。侯景以江夏空虚,使宋子仙、任约帅精骑四百,由淮内袭郢州。丙午,大风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诸迎拜,遂擒鲍泉、虞豫,送于景所。景因便风,中江举帆,遂越徐文盛等军直上入江夏。文盛众惧而溃。国藩按:侯景与徐文盛皆在黄州,夹江筑垒,乃越徐军而上入江夏,此险途也。而江夏以无备而破,徐军以失势而溃。此越寨进攻之胜者也。

  陈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栅口,侯瑱屯东岸之芜湖,相持百余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风急,琳引兵直驱建康,瑱等徐出芜湖,蹑其后,西南风翻为瑱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瑱发拍以击琳舰,又以蒙冲小船击其槛,琳军大败,军士溺死什二三,余皆弃舟登岸。国藩按:王琳与侯瑱同屯芜湖之上,琳乃越瑱军而直下金陵,此险途也。而瑱军自后蹑之,反为所破。此越寨进攻之败者也。

  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即拔辽东、盖牟诸城,至安市,将决战,高丽、靺鞨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后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将请先攻乌骨城,众议不从,遂自安市班师。国藩按:道宗请越安市而进攻平壤,此虽险途,而实制胜之奇兵也,太宗不从,无功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乱,李泌请命建宁王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寨北出,与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宁自灵夏并丰胜、云朔之塞直捣妫檀,攻范阳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恒定,以攻范阳之南),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悦,已而不果行。国藩按:是时大军在扶风,郭子仪在冯翊,李光弼在太原,势宜先取两京,李泌欲先捣范阳贼巢,此亦制胜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再为关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佑、李忠义、李进诚军出,东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食干粮,整羁靮,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时大风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其城为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济外宅,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国藩按:元济精兵尽在洄曲,董重质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夜分南风暴起,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趋黄州,以绳梯登城,径趋州署,执吴刺史马邺,大掠而还。德勋曰:“鄂州将邀我,宜备之。”环曰:“我军入黄州,鄂人不知,奄过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鸣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国藩按:楚之岳州,东北与吴为邻,嘉鱼、陆口等处,吴必立寨设备,乃王环越之而直趋黄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后唐同光元年,后唐与朱梁相据于杨刘、德胜之间,时梁将段凝军临河之南(即澶渊,今开州),王彦章进逼郓州(今东平府)。唐臣李绍宏等请弃郓州,与梁约合,帝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意。”冬十月壬申,帝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郓州。甲戌围中都城,破之,擒王彦章。帝召诸将问进退之计,诸将请先下东方诸镇城,然后观衅而动,康延孝、李嗣源请亟取大梁,从之。乙亥帝发郓州中都。丁丑至曹州。乙卯至大梁,灭梁。壬午段凝将其众五万,自滑州济河入援,解甲请降。国藩按:郭嵩韬之初议直取大梁也,时梁将王彦章军在郓州,段凝军在河上,越两寨而进攻,此险途也。厥后破中都,擒王彦章,而段凝犹在河北,越一寨而进攻,亦险机也。然段凝隔于河北,若自白马南济,则阻于大河,若自下游直济,一阻于大河,再阻于新决之护驾水,势难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以上九事:张兴世之据钱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许德勋之下黄州,皆水路越攻而胜。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败。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嵩韬之策汴梁,以陆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阳,以陆路不越攻而失之。成败得失,固无一定之轨辙也。

  咸丰四年十月十一日,贼目陈玉成据蓟州,秦日纲据田家镇,我舟师越蓟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镇。十四日,蓟州之贼亦溃。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十一月十五日,水陆各军会于九江。时贼目林启荣据九江,黄文金据湖口,石达开、罗大纲等同在湖口,我舟师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陆军罗泽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师败挫,二十四日陆军亦无利而归。此越寨进攻而败者也。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汉、黄州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庆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旧县,往来如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故知胜败无常,视将才为转移耳。当时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发于国藩,定于罗君罗山、刘君孟容,事败之后,或深咎此策之失,且专归罪于刘君者,非事实也。

  【译文】

  用兵的法则,有依次推进的,有越过敌人所守之寨而先进攻他处的,姑且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兵事来说说这一点。

  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刘子勋作乱,各军与刘子勋部将袁觊相持于浓湖,很长时间都没决出胜负。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说:“敌人占据上游,兵力强大、地势优越,我虽然与他相持有余,但制胜力量不足。倘若以数千奇兵潜伏而行出现在他的上游,利用险要的地势作为壁垒,遇到有利的机会就出动,使敌人首尾彷徨不定,进退都怀疑受阻。中流水路既然梗阻,粮食的运输自然艰难,这是制服敌人的奇招。钱溪江岸最是狭窄,距离大军不远,向下面临湍急回旋的流水,船行下来必然停泊靠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一千个人守住险要,一万个人也不能过去。冲要之地,莫过于此处。”沈攸之、吴喜都赞成这个计策。于是挑选七千战士、二百轻便小船配合张兴世。张兴世率领部卒溯江稍稍而上,很快又退回,像这样的一连几天。敌将刘胡听说后,笑着说:“我尚且不敢越过他们而下取扬州,张兴世是什么人,想轻易占据我的上面!”于是不因此而作防备。一天夜里四更时,正好遇到便利的风向,张兴世升上船帆直接前行,渡过湖白、鹊尾。刘胡发觉后,便派遣部将胡灵秀带兵在东岸跟着前进。戊戌夜,张兴世宿营景洪浦,胡灵秀也留宿。张兴世暗中派遣部将黄道标率领七十条战船直驱钱溪,扎下营寨。乙亥日,张兴世带兵进驻此地,胡灵秀无法禁止。庚子日,刘胡亲自率领水陆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想要迎面攻击他们,张兴世制止他们说:“敌人刚来,隔得还远,士气旺盛而军锋凌厉。凌厉容易消失,旺盛容易衰败,不如等待一下。”于是命令将士依旧像往常一样修缮城池。不久刘胡的军队转向靠近,战船进入湍急回旋的水流。张兴世命令寿寂之、任农夫率领数百壮士攻击,众军相继并进。刘胡收兵退向下游。张兴世于是在钱溪立下城池。国藩按:当时官军在下游赭圻,敌军袁觊等在上游的浓湖,刘胡等又在上游的鹊尾,更上才为钱溪。越过浓湖、鹊尾两寨而上,立城池于钱溪。这是一条险途。此后敌军屡次攻打钱溪而不胜,粮运中途受阻,而鹊尾、浓湖都因此而溃降。这是越寨进攻而获得胜利的一个战例。

  泰始三年,北魏尉元上书说:“敌军趋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经下邳;趋向青州,也由下邳、沂水,经东安。这几点,都是敌军用兵的要点。如今若先平定下邳、宿豫,镇守淮扬、东安,那么青州、冀州各镇就可不攻而克。若这四城不服,青州、冀州即使攻克,百姓担惊受怕,会心怀侥幸。臣认为应放弃青州、冀州的用兵,先平定东南之地,断绝刘彧的北顾之念,断绝百姓南望之心。这样,淮北将自动出击,一时辛劳换来永久的安逸。”国藩按:宋与北魏历代以兵相争,宋有青州、历城、徐州各镇,远在海岱,与北魏接壤,而下邳、宿豫、沂水、东安四城却在淮南,离北魏还远。北魏越过青州各镇而进攻四城。这是一条险路。此后四城被攻破,而青州、历城、徐州各镇相继被北魏吞没。这是越镇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梁简文帝二年,侯景叛乱,郢州刺史萧方诸因为徐文盛的军队驻在西阳,不加防备(西阳即现在的黄州)。侯景鉴于江夏空虚,派宋子仙、任约率领四百精锐骑兵,由淮内袭击郢州。丙午日,狂风骤雨,天色阴沉,宋子仙等进城,萧方诸跪拜迎接,于是擒获鲍泉、虞豫,送到侯景所在地。侯景趁着有利的风向,到江中心升起船帆,于是越过徐文盛等军直上,进入江夏。徐文盛的部队惊惧而溃逃。国藩按:侯景与徐文盛都在黄州,沿江构筑堡垒,越过徐文盛的军队而向上进入江夏,这是一条险路。但江夏因无防备而被攻破,徐军因为失势而溃败。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陈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驻西岸的栅口,侯瑱屯住东岸的芜湖,相持一百多天,接着都离开河岸而出船江外,隔着水洲停泊。二月丙申日,西南风骤起,王琳带兵直奔建康,侯瑱等慢慢从芜湖走出,暗中跟在王琳的后面,西南风反而为侯瑱所用。王琳投掷火炬来烧陈的战船,都反过来烧了自己的船。侯瑱下令攻击王琳的战船,又用蒙冲小船攻击王琳的大船。王琳的军队大败,军士淹死了十分之二三,其余的都弃船登岸逃走。国藩按:王琳与侯瑱同屯驻在芜湖,王琳越过侯瑱的军而直下金陵,这是一条险路。而侯瑱的军队从他们后面跟着,反而为侯瑱所破。这是越寨进攻而失败的战例。

  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自征讨高丽,在攻拔辽东、盖牟各城后,到了安市,将要决战。高丽和靺鞨联合兵士组成一个阵势,长达四十里。江夏王道宗说:“高丽倾全国之力来抗拒王师,平壤的防守必然虚弱,请借给我五千精兵,颠覆它的根本,那么数十万的敌众就可不战而降。”皇上不答应。后来攻打安市,竟然攻不下。投降的高丽将领请求先攻打乌骨城,众人商议不同意,于是从安市班师回朝。国藩按:李道宗请求越过安市而进攻平壤,这虽然是险路,其实是制胜的奇兵,太宗不听从,以至于无功而返。这是不能越城进攻而导致失败的战例。

  安史之乱时,李泌请求任命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合并众军从北面出兵,与李光弼构成南北犄角,以攻取范阳(胡三省注释:李泌想使建宁王从灵夏合并丰胜、云朔的军队,直捣妫檀,攻打范阳的北面;李光弼从太原进取恒定,来攻打范阳的南面),倾覆敌军的巢穴,敌军退兵则没有归宿,留下则不得安宁,然后大军四面包围而进攻,必定擒获。皇上大悦,但后来却没能达到目的。国藩按:当时大军在扶风,郭子仪在冯翊,李光弼在太原,从形势上来说应先夺取长安、洛阳。李泌想先捣毁范阳敌军的窝点,这也是制胜的奇兵。事情没有达到目的,致使史思明再次成为关洛的祸患。这也是不能越地进攻而失败的战例。

  唐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时,李祐对李愬说:“蔡州的精兵都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的都是老弱之兵,可以乘虚直接开进蔡州城,等到敌将知道,吴元济已经抓到了。”李愬赞同。十月辛未,李愬、李佑、李忠义、李进诚的军队出发,向东行进六十里,夜里到达张柴村,全部杀掉这里的守兵及点燃烽火报信的人,占据那里的栅栏,命令士兵稍稍休息,吃干粮,整马队,留下义成军五百人镇守这里,借以截断洄曲及各条路上的桥梁,然后在夜里发兵出门。正赶上大风雪,旌旗被刮裂,半夜时雪更大。走了七十里,四更天时李愬到达蔡州城下,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李祐、李忠义用大锄头挖城墙为坎,借以先登。李愬进城后住在吴元济的外宅,以槛车押送吴元济到京师。国藩按:蔡州的精兵全在洄曲董重质麾下,李愬超越董军而直驱蔡州。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朱氏后梁均王四年,楚地岳州刺史许德勋率领水军巡边。夜间南风骤起,都指挥使王环乘着风势到达黄州,用绳梯登城,直接奔向州衙门,捉住吴地刺史马邺,大肆抢掠而回。许德勋说:“鄂州将会拦击我,应防备。”王环说:“我军进入黄州,鄂州人不知道,很快通过鄂州城,他们自救尚且来不及,怎么会拦击我?”于是举旗鸣鼓而行,鄂州人不敢逼近。国藩按:楚地的岳州,东北面与吴地毗邻,嘉鱼、陆口等处,吴地必然立寨防备,而王环越过而直抵黄州。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后唐同光元年,后唐与朱梁相持于杨刘、德胜之间,当时后梁将领段凝军兵临黄河的南岸(即澶渊,今开州),王彦章进逼郓州(今东平府),后唐大臣李绍宏等建议放弃郓州,与后梁讲和。皇帝单独召见郭崇韬询问。郭崇韬回答说:“投降的人都说开封城里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然应当以精兵长驱直入开封,它的城中已经空虚,一定会望风逃跑,假若伪主被杀,则诸将自当投降了。”皇帝说:“这正合我意。”冬十月壬申日,皇帝率领大军从杨刘渡河,癸酉日到达郓州,甲戌日围中都城,攻破该城,擒获王彦章。皇帝召集各将询问进退方略,各将建议先拿下东方各镇城,然后伺机而动。康延孝、李嗣源建议立即攻取大梁,皇帝同意。乙亥日皇帝在郓州中都发兵,丁丑日到达曹州,乙卯日到达大梁,灭后梁。壬午日段凝率领部卒五万从滑州渡河增援,也放下武器请求投降。国藩按:郭嵩韬最初建议直接攻取开封的时候,后梁将领王彦章屯军在郓州,段凝屯军在河上,越过两寨而进攻,这是一条险路。此后攻破中都,擒获王彦章,而段凝还在河北,越一寨而进攻,这也是一个险招。然而段凝隔在河北,若从白马南渡,则被黄河所阻,若从下游直渡,则同样被黄河所阻,再被新决开的护驾水所阻,势必难以增援,于是得以直取开封,成就大业。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以上九个战事:张兴世的占据钱溪,宋子仙的攻取郢州,许德勋的拿下黄州,都是水路上越过敌军营寨进攻而获胜;王琳的直下金陵,从水路上越过敌军营寨而失败。尉元的攻取下邳四城,李愬的进入蔡州,郭嵩韬的谋取开封,都是从陆路越过敌军营寨进攻而得手;李道宗的谋取平壤,李泌的谋取范阳,都是从陆路上不敢越过敌军营寨而丢失战机。成败得失,的确没有一定的规律。

  咸丰四年十月十一日,敌军头目陈玉成占据蓟州,秦日纲占据田家镇,我水师越过蓟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镇,十四日蓟州的敌军也溃败。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十一月十五日,水陆各军会于九江。当时敌军头目林启荣占据九江,黄文金占据湖口,石达开、罗大纲等同在湖口,我水师彭玉麟等十六日越过九江而下攻打湖口,陆军罗泽南等十二月初五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师失败受挫,二十四日陆军也无利而回。这是越寨进攻而失败的。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武汉、黄州未攻破,杨载福率领水师直下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庆未攻破,杨载福率领水师直下旧县,往来如飞。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因此知道胜败无常,以将才为转移而已。当时越过九江而下攻湖口的谋划,出自我国藩,定于罗泽南先生、刘孟容先生二人,战事失败之后,有人深为指责这个谋划的失策,并且完全归罪于刘先生,这不是事实。

  克勤小物

  【原文】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不可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着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晬盎,徒党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说,所去见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将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何晏、邓飏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许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为行简之本,盖必能敬乃无废事也。

  【译文】

  古时候成就大事业的人,大多都能从勤于做小事开始。高度为百尺的楼房,是从平地盖起的;长度为千尺的丝帛,是由一尺一寸织成的;重量为万石的大钟,是由一铢一两铸成的。圣明的文王,都是从清晨到午后忙碌得没有时间进食。周公是仰头思索,夜以继日,侥幸有所收获,便坐着等待天亮去实施。仲山甫早晚丝毫都不懈怠。这些人勤奋到这种地步,那么无论小事大事,都是不敢怠慢的。诸葛亮为丞相,从杖击以上的刑法都亲自裁决。杜慧度处理朝政,心思缜密慎微如同治家。陶侃办事谨慎精微,就算是竹头木屑都储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朱熹说治学必须一铢一寸地积累,治政也没有不从一铢一寸积累而最终取得成就的。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字,魏明帝自己做着尚书应该做的事,隋文帝叫卫士送餐,都为后世所讥讽,认为天子不宜亲自处理小事。我认为天子或许可以不亲自处理小事,但作为大臣的就不能不亲自处理小事。陈平,问到钱粮的事不知道,问到刑狱的事不知道,不可以作为人臣的榜样。凡是考核事功,必定要亲眼所见才算成效。假如有车,就必须要见到车厢上的横木;假如有衣,就必须要见到前面的围裙;假如是博学的君子,就必须要见到他的着作堆满家中,所抄录所汇集的书册装满箱子;假如是言行一致的君子,就必然可见他脸上神色的温和纯粹,门徒对他的尊敬;假如是善于治理民事,就必然可见他在位时百姓的喜悦,离开后百姓的思念;假如是善于治理军队,就必然可见他一打仗就胜利,一攻城就成功。若不是大家都亲眼所见的为效,而只凭心里所揣测的为高,那么就会将虚薄拿来作为争辩的对象而看轻名实,以坐而空想为贤能而嘲笑勤奋认真。何晏、邓飏一类人的作风流传所造成的后果是,心高气傲而腹中空空,高估自己而轻视他人,大事小事,都毁坏在不知不觉中,亲信和贤能,都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依照这样而想大业成功,不是与之相悖吗?孔子称赞许仲弓为南面之才,而仲弓(名冉雍)以居敬为行事简洁的根本,孔子之道仲弓必能做到端凝严肃办好事情。

  才德

  【原文】

曾国藩文集《杂感笔记第七》原文、翻译及解析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译文】

  司马光说:“才德兼备,称之为圣人;才德尽失,称之为愚人;德超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超过德,称之为小人。”我认为,德与才不可侧重。譬如水,德好比它的滋润下物,才就是它的承载物体灌溉田亩的功用。譬如木,德好比它的弯曲挺直,才就是它的作船作桨作栋梁的功用。德好比水的源头,才就是它的波澜;德好比木的根本,才就是它的枝叶。有德但无才来辅助,就接近于愚人;有才但无德来主导,就接近于小人。世人大多不愿以愚人自称,因此总是认为自己是有才能的;世人大多不想和小人共处,因此看人总是喜欢选择有德行的,大都是这样的。二者既然不能兼得,与其无德而接近于小人,不如无才而接近于愚人。自我修炼的注重之处,看人的眼光所在,都用这个衡量就行了。我平生缺乏才气,喜爱我的人有的称赞我有道德有气度,实在地说,我虽然曾肩负重任,扪心自问自己只是一个愚人而已,幸而没用谋私的智力和诡谲的心端来损伤这个愚,只有这一点还可以告慰后来的君子罢了。

  诚神

  【原文】

  大圣固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诚,亦迥异于庸众。闻《韶》尽善,则亡味至于三月;读《易》寡过,则韦编至于三绝。文王则如见于琴,周公则屡入于梦,至诚所积,神奇应焉。故麟见郊而增感,凤不至而兴叹,盖其平日力学所得,自信为天地鬼神所不违也。即至两楹梦奠之际,祷神为臣之请,亦皆守礼循常,较然不欺。其后,曾子易箦,诵“战兢”之诗而自幸知免,犹有圣门一息不懈之风。后世若邵子之终,马、程诸人咸集;朱子之没,黄、蔡诸子并临,亦皆神明朗彻,不负所学。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译文】

  大圣人固然是由于天生的智慧,而他一生即使在匆忙之中依旧心持精诚,这方面也是大不同于平常的人。听到《韶》乐的尽善尽美,以至于三个月不知肉味;读过《易》能少犯错误,以至于书牍的牛皮绳三次断掉。孔子在琴声中好像见到文王,在梦中多次见到周公,诚挚的信念累积,神奇的现象相应出现。因此麒麟出现在郊外而增加他的感慨,凤凰不来而引发他的感叹,这是因为他平日苦学所得,自信与天地鬼神都能沟通。就是两楹梦奠之时,祷神为臣之事,也都遵循常理,显明不欺骗。这之后,曾子临终之际,诵读“战兢”之诗,而庆幸自己这一生可以免于再犯错误了。曾子的这种做法,还保存着圣人这一学派一息尚存、毫不懈怠的遗风。后世比如邵子临终时,马、程等人全都聚集一起;朱子逝世时,黄、蔡等人一起前来,也都是神明之光在照耀,让弟子们不辜负先生的教诲。古人说:“将自己活着看作是乐事,也就是将自己死去看作是乐事了。”若不是精诚积蓄于一生,神志安宁在昔日,怎么能在临时办好事呢。

  兵气

  【原文】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静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

  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嘉庆季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尝语人曰:“吾每临阵,行间觉有热风吹拂面上者,是日必败;行间若有冷风,身体似不禁寒者,是日必胜。”斯亦肃杀之义也。

  田单攻狄,鲁仲连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单问之,仲连曰:“将军在即墨,坐则织蒉,立则仗锸,为士卒倡,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涕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

  余尝深信仲连此语,以为不刊之论。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后,余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全行遣散归农。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河南、山东剿捻,湘军从者极少,专用安徽之淮勇。余见淮军将士,虽有挥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窃用为虑,恐其不能平贼。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必败矣。仲连所言以忧勤而胜,以娱乐而不胜,亦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旨也。其后余因疾病疏请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国卒用淮军削平捻匪,盖淮军之气尚锐。忧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奋以作三军之气,二者皆可致胜,在主帅相时而善用之已矣。余专主忧勤之说,殆知其一二不知其二也。聊志于此,以识吾见理之偏,亦见古人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言各有所当也。

  【译文】

  打仗这种事属于阴事,情绪悲伤,如同面临亲人丧事,心怀肃静,如同接受大型祭典,诸如此类氛围较为接近。如今牵出羊牛猪狗将要屠宰烹煮,眼见它们在被割皮剥肉之刻的悲痛哀啼,肉骨在刀俎之间移动,仁慈者都心里有所不忍,何况以人命作为轻易博掷的赌具!不要说失败丧军,即使是侥幸胜利,而死者和伤者相互对望、砍断的头颅、洞穿的胸膛、伤了的手臂、失掉的腿脚等血肉狼藉的情形每天摆在面前,哀痛还来不及呢,那喜悦又从何处来呢?因此军队中不应有欢快的现象。有欢快现象的,不管是和悦,还是骄盈,最终都会失败。

  田单在即墨的时候,将军有战死的决心,士兵无生还的想法,这就是能够攻破燕国的原因。到了他攻打狄国的时候,已经是腰佩黄金带,驰骋于淄渑之间,这时有生存的享乐,没有战死的决心,鲁仲连推测他一定不会胜利。用兵之时应哀伤,不应欢愉,这个道理通过田单的故事也就明白了。嘉庆末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他曾经对人说:“我每次将上战场,行走时觉得有热风吹到脸上时,这一天必败;行走时如果有冷风,身体好像有寒冷不止的感觉,这一天必胜。”这也是肃杀的意思。

  田单攻打狄国,鲁仲连推测他打不下,后来果真三个月攻不下来。田单问他其中缘由,鲁仲连说:“将军在即墨的时候,坐下就编草筐,站起就拿锸铲土,为士兵作出榜样。将军有战死的决心,士兵无生还的想法,听您说话,没有不流泪挥臂而奋勇战敌的,这就是能够攻破燕国的原因。而现在将军您,东边有夜邑的俸禄,西边有淄上的娱乐,黄金腰带佩在腰间,驰骋于淄渑之间,有生存的享乐,没有战死的决心,因此不能获胜。”

  我曾经深信鲁仲连这番话,视为不可动摇的言论。同治三年,江宁收复后,我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忧虑他们不能再用,便全部遣散回到农村。到了同治四年五月,我奉命到河南、山东剿捻,湘军跟随的很少,专用安徽的淮军。我见淮军的将士,虽然有挥臂奋战的气势,但缺少忧虑戒惧的胸怀,暗中焦虑,担心他们不能平定贼寇。庄子说两军交战,哀戚的一方将获胜。鲁仲连所说的以忧勤而胜,以娱乐而不胜,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旨意。这之后我由于患病上疏请求退休,于是放下兵权,而合肥的李鸿章相国最终用淮军削平捻贼,这大概是因为淮军的士气还锐利。用忧危来感动士兵的情怀,用振奋来鼓舞三军的气概,二者都能制胜,在于主帅择时而善于运用。我专门提倡忧勤之说,是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姑且陈述到此,以看出我见理的偏颇,也可见古人的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所言各有它的道理。

  勉强

  【原文】

  魏安釐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中庸》曰:“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论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为不如是,今强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长偷惰之风,莫大乎此!吾之观人,亦尝有因此而失贤才者,追书以志吾过。

  【译文】

  魏安釐王问子顺,谁是天下的高士。子顺以鲁仲连作为回答。魏王说:“鲁仲连是勉强做事的人,并不是顺其自然的人。”子顺说:“人们都在做事,努力去做而不停止,于是就成了君子。总是去做而不改变,习惯养成了,就成自然了。”我看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多是由于强行努力而达到最高造诣的。《淮南子》上说:“功效可由强力而成就,名望可由强力而树立。”《中庸》上说:“有的是勉强推行的,若谈及成功这点来说,则是一样的。”近代评论人物,有的说:“某人,以前他做事不这样,如今勉强这样做,是不可信的。”阻挡人的自新之途,而助长人的偷惰之风,没有比这种做法的危害更大了!吾观察别人,也曾有因此而失去贤才的,追述下来用以记住我的过错。

  忠勤

  【原文】

  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士,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乎天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哲,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

  【译文】

  国家初建之时,比如汉唐的初期,有特殊才能、超凡脱俗的人建立丰功伟业,风起云涌,这完全是天命,而人事是不能参与其中的。到了朝代的中期以后,君子想要有所建树而使国泰民安,此时天事起到一半的作用,人事起到一半的作用。能把人的作为抬到与天争衡的地位上,没有比忠勤起到的作用更大的了。乱世多崇尚机巧虚伪,只有忠诚的人可以革除这个陋习;末世的衰败习俗多趋向于偷懒,只有勤劳的人能够遏制他的发展。忠诚的人,并非要有过人的才智,只要尽自己的心意就行了;勤劳的人,并非要有过人的精神,只要尽自己的力气就行了。能够剖心沥胆来侍奉至尊,忠诚到了智慧也就产生了;能够劳筋动骨来抵御大祸,勤奋到了勇气也就出来了。我看近来的贤哲,在这两个字上得力的,有很多人。我也惭愧地列名于各位贤哲之后,盗得虚名,而对忠勤这两个字,自愧十分之一都没做到。我家子孙中,倘若将来有出来肩负重任的,当励行忠勤以弥补我的缺憾。忠诚在平常日子中的积累,就是从不妄语开始;勤劳在平常日子中的积累,就是从不晚起开始。

  才用

  【原文】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雨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牦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阁。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铻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译文】

  即使有良药,倘若不对症,还比不上下等的药物;即使有贤才,倘若不适用,还比不上庸俗的常人。一场大雨可以冲刷整座城市,但不能堵塞洞口。牦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骐骥不能用来看守家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劈柴,还不如普通的斧头;三代传承的鼎器用来耕田,还不如一般的锄头。用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方,即使是普通之材也会起到神奇的效果,否则不能相互配合而最终一无所成。所以真正让世人担心的是,不是世上没有人才,而是担心使用人才的人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魏无知评论陈平说:“他即使有尾生、孝已那样信守承诺的行为,但对战事取胜无益,陛下哪里还会任用他?”在战争年代,如果对战事取胜无益,即使久负盛德也无处可用。我平生喜欢用忠实一类的人,如今老了,才知道所开的药方多不对症啊。

  史书

  【原文】

  《史记》叙韩信破魏豹,以木罂渡军,其破龙且,以囊沙壅水,窃尝疑之。魏以大将柏直当韩信,以骑将冯敬当灌婴,以步将项它当曹参,则两军之数,殆亦各不下万人。木罂之所渡几何?至多不过二三百人,岂足以制胜乎?沙囊壅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自非兴工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雍水,使下流竟绝。如其宽河盛涨,则塞之固难,决之亦复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雍易决,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莫善于《史记》,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译文】

曾国藩文集《杂感笔记第七》原文、翻译及解析

  《史记》叙述韩信攻魏豹,是以木罐渡的军队,攻龙且,是以袋子装沙堵的水。我私下曾经怀疑,魏豹以大将柏直抵挡韩信,以骑将冯敬抵挡灌婴,以步将项它抵挡曹参,如此两军的人数,恐怕也各自不下万人,然而木罐能渡多少人?最多不过二三百人,难道能够取得胜利?沙袋堵水,下面可以渗漏,旁边可以横溢,若不是严谨施工,绝不能筑成大堤堵水,使得下游竟然绝流。如果是大河大潮,那么堵住固然艰难,然而开通也是不容易。倘若是小港小流,易堵易通,那么开通后未必就不能涉渡。这两方面按理说,都不可信。叙述兵事的书,没有比《史记》更好的,太史公叙述兵事的文章,没有比淮阴侯的传记更详细的,但它的不足为据竟这样!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作事,既要征验各种古籍,又要询问其他人,但是还要必须慎思而明辨,或许不至于冒昧从事。

  阳刚

  【原文】

  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淮阴侯所羞与为伍者也。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沛公初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哙辄谏止,谓:“此奢丽之物,乃秦之所以亡,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一也。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被帷,拔剑割彘,与夫霸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译文】

  西汉初期的开国功臣,只有樊哙气质较为粗鲁,不能与各位贤才相提并论,淮阴侯韩信就是一个耻于与他为伍的人。然而我看这个人,有两点别人比不上。沛公刚进咸阳时,看到秦朝宫室中的帷帐、狗、马、贵重的宝物以及数以千计的妇女,想要留在宫中住下来。樊哙就进谏劝止,说:“这些奢华的物品就是导致秦国灭亡的原因,请立刻还军霸上,不要留在宫中。”这是一点。高祖刘邦重病躺在禁中,下诏给守门的卫兵:不得让群臣进入!只有樊哙推门直接进去,以“过去是何等勇猛,如今是何等疲倦”来规谏!并且援引赵高的事情作为借鉴,这是第二点。这两件事,真不愧是能纠正君王之心的大人物所为。凡人秉承阳刚之气最厚实的,他在处理事情上,一定有不可掩饰的宏伟议论,他在仪表风度上,一定有不可侵犯的英武之风。樊哙在鸿门宴上被帷拔剑割猪腿,与还军霸上的请求,以及病中推门规谏的这些行为,都是阳刚之气的表现,没有无阳刚之气而在世上能大有作为的。有志的君子,培养阳刚之气是无害的。

  汉文帝

  【原文】

  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自其初至代邸,西向让三,南向让再,已歉然不敢当帝位之尊,厥后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与赵佗书曰“侧室之子”,曰“弃外奉藩”,曰“不得不立”。临终遗诏:戒重服,戒久临,戒厚葬。盖始终自觉不称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于冯唐众辱而卒使尽言,吴王不朝而赐以几杖,匄群臣言朕过失匡朕不逮,其谦让皆发于中心恻怛之诚,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称职之心,则其过必鲜,况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尝谓为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者三事:舜禹之不与也,大也;文王之不遑也,勤也;汉文帝之不称也,谦也。师此三者,而出于至诚,其免于戾矣乎。

  【译文】

  天下只有诚是不可掩盖的。汉文帝的谦让,就是出于他的至诚!自从他刚到代王宫邸,便面向西辞谢三次,面向南辞谢两次,以惭愧的态度表示不敢接受皇帝的尊位,以后也不愿立太子,祭祀时不愿为自己祈福。给赵佗的信中自称是“侧室之子”,是“弃外奉藩”,是“不得不立”。临终颁下遗诏:禁止重服,禁止久哭,禁止厚葬。这是因为,他自始至终感觉自己不能够与天子之位相配,不想享受享皇帝的奉祀。至于冯唐当众羞辱他,而他最终还是让冯唐把话讲完;吴王不上朝,他反而赐给吴王几杖,请求群臣指出自己的过失,匡正自己的不足,他的谦让都是发自内心忧惧的诚恳。汉文帝在德行上是三代之后仅见的贤主,而他的心则只是自愧不称帝王之职罢了。能使居高位的人常常存有不称职的愧疚之心,那么他的过失一定就会少,何况是常存此心的帝王呢!我曾经说过,做大臣的,应效法古代帝王的三点:舜禹不结帮派,是胸襟博大;文王的无暇休息,是勤于政事;汉文帝的所谓不称职,是心态谦抑。师从这三个人,并且出于至诚,这样就可免去执政的暴戾了。

  周亚夫

  【原文】

  周亚夫刚正之气,已开后世言气节者之风。观其细柳劳军,天子改容,已凛然不可犯。厥后将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侯王信,不肯王匈奴六人,皆秉刚气而持正论,无所瞻顾,无所屈挠。后世西汉若萧望之、朱云,东汉若杨震、孔融之徒,其风节略与相近,不得因其死于非命而薄之也。惟其神锋太隽,瞻瞩太尊,亦颇与诸葛恪相近,是乃取祸之道。君子师其刚而去其傲可耳。

  【译文】

  周亚夫刚正的气节,已经开启了后世尊崇气节的风尚。看他在细柳营中慰劳军队的表现,皇帝都一改往日的神态,这时已是凛然不可侵犯。以后带兵,不前去救援梁王的危机,不同意封王信为侯,不同意封匈奴六人为王,这些都是秉承阳刚之气而持守正大之论,没有什么所顾虑的,也没有什么所屈服的。后世西汉如萧望之、朱云,东汉如杨震、孔融这些人,他们的风格气节与周亚夫大致接近,不应该因为他们死于非命而看轻他们。只是周亚夫的锋芒太露,眼界太高,也与诸葛恪很类似,这是他遭祸的原因。君子学习他的刚气而去掉他的傲气就行了。

  功效

  【原文】

  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必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晬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斯二者,其几甚微,其效甚着,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致哉!

  【译文】

  倘若拥有财富就一定能让房屋华美,倘若拥有道德就一定能让自身完善,不必等到出现像孔子所说的温良恭俭之态、孟子所说的温润敦厚之貌以后才算作验证。凡是品德崇高的君子,一定有不同寻常的仪表风范。是真龙就一定有云从,是真虎就一定有风生,不一定出现像程门的游、杨、尹、谢,朱门的黄、蔡、陈、李的情形之后来来响应。凡是修行德业的高人,就一定有如影随形的追随者。这两者之间,其中的道理很微妙,而其中的效果却是很显着,不是自己实实在在拥有,怎么能够侥幸得到呢!

  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

  【原文】

曾国藩文集《杂感笔记第七》原文、翻译及解析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书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口叮咛是也。余近与寮友论治事之法,录贻芋仙共征之。

  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右八者,余庚申六月书于日记册中,用以自警。厥后军事无利,每于家书中录此以诫子弟。芋仙属书居官格言,因录一通。此八者,后四语尤为吃紧,或出或处,不可离也。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

  老庄之旨,以此为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南荣赢粮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国藩每读之,不觉失笑。以仲尼之温恭俭让,常以周公才美骄吝为戒,而老子犹曰“去汝之躬矜与容智”,虽非事实,而老氏之所恶于儒术者,举可知已。庄生尤数数言此,余最爱《徐无鬼》篇中语曰:“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悦也。”又曰:“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古之善为诗古文者,其工夫皆在诗古文之外。若寻行数墨以求之索之,愈迫,则去之愈远矣。

  余好读欧阳公《送徐无党南归序》,乃知古之贤者,其志趣殊不愿以文人自命。东坡读少陵“许身稷契”及“舜举十六相”等句,以谓此老胸中大有事在。大抵经纶雷雨,关乎遭际,非人力所能强。至于襟期淡泊,遗外声利,则学者人人可勉也。

  【译文】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比如做官,则亲自查验命案盗案,亲自查看乡村邻里;比如治军,则亲身巡查营垒,亲上战场打仗。所谓心到,即凡事都要用心分析,大方面的条理,小方面的条理,开始时的条理,结束时的条理,先要能将它剖开,最后还要做到能够合得上。所谓眼到,即仔细留心观察人,认真用心看公文。所谓手到,即关于别人的短长、事情的关键,都要随笔记下来,用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即对于指使别人的事情,警示众人的言辞,既发公文,又要不怕麻烦的再三叮嘱。这些都是我近来与幕僚朋友谈论治理事情的方法,记录赠给芋仙共同证明。

  读古书,以解释古文字义为本;作诗文,以注重声调为本;侍奉双亲,以愉悦他们心情为本;保养身体,以减少恼怒为本;立身处世,以不说假话为本;治家,以不晚起为本;做官,以不贪财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上边八条,我在咸丰十年六月写在日记本上,用以自我警戒。以后军事不顺利,每每在家书中抄录这八句话来训诫子弟。芋仙要我书写做官的格言,因而抄录一遍。这八条,后面四条最为紧要。或出仕或居家,都不能背离。

  以才华来自我满足,以能为来自我夸耀,就会被小人妒忌,也会被君子看轻。

  老庄学说的宗旨,以这方面最为重要,故而再三论说不已。南荣带着粮食到老子的住处。老子说:“你为何要与这么多人同来?”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不禁失笑。以孔子的温恭俭让,还常常以周公凭恃美才而骄矜为戒,但老子依旧说“去除你的矜持与才智”,虽然说的并非事实,但老子对儒家学说的厌恶,举这一句话就可知道了。庄子尤其念念不忘说到这点。我最爱《徐无鬼》一文中的话:“学得一位先生的言语,则自以为得意,而暗中自乐。”又说:“以自我贤能的身份傲慢对人,是不能得到别人拥护的;以自我贤能的身份谦抑待人,没有不得到别人拥护的。”

  古代善于作诗文的人,他们的工夫都在诗文之外。若从他的文学中去寻求技巧去探索,越是贴近,则离它越远了。

  我喜欢读欧阳修的《送徐无党南归序》,于是知道古代贤能的人,他的志向绝不是希望做一个文人。苏东坡读杜甫“许身稷契”及“舜举十六相”等诗句,以至于说这位老人心中存有大事。大致说来,经营大政治,关系到境遇时机,不是人力所能勉强的,至于襟怀淡泊,将声名利禄抛之脑后,则是求学的人都可以自勉的。

  书赠仲弟六则

  【原文】

  清:《记》曰:“清明在躬。”吾人身心之间,须有一种清气。使子弟饮其和,乡党薰其德,庶几积善可以致祥。饮酒太多,则气必昏浊;说话太多,则神必躁扰。弟于此二弊,皆不能免。欲葆清气,首贵饮酒有节,次贵说话不苟。

  俭: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明: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慎:古人曰钦、曰敬、曰谦、曰谨、曰虔恭、曰祗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作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若嬉游、斗牌等事而毫无忌惮,坏邻党之风气,作子孙之榜样,其所损者大矣。

  恕: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辈有声势之家,一言可以荣人,一言可以辱人。荣人,则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尚未必感我,何也?谓我有势,帮人不难也。辱人则受刑受罚受苦恼,人必恨我次骨。何也?谓我仪势,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静: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自然之理也。家长好动,子弟必纷纷扰扰。朝生一策,暮设一计,虽严禁之而不能止。欲求一家之安静,先求一身之清静。静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场,二曰不入势利之场。乡里之词讼曲直。于我何干?我若强为剖断,始则赔酒饭,后则惹怨恨。官场之得失升沉,于我何涉?我若稍为干预,小则招物议,大则挂弹章。不若一概不管,可以敛后辈之躁气,即可保此身之清福。

  【译文】

  清:《礼记》上说:“清明体现在身上。”我们人的身心之间,必须有一股清气,使子弟享他德行的祥和,使乡人受他道德的熏陶,或许可以积累善行而招来吉祥。饮酒过多,则精气必定浑浊;说话过多,则神志必定躁动。弟弟在这两个弊端上都不能避免。想要保存清气,首要重在饮酒有节制,次要重在说话不苟且。

  俭:大凡多欲的人不能节俭,好动的人不能节俭。多欲,比如爱好衣服,爱好饮食,爱好声色,爱好书画古玩等等,都可以因浪费而败坏家业。我向来没有特别的嗜好,但有好动的毛病。今天想做某件事,明天想拜访某个人,所耗费的钱财日益增加却没有察觉。此后要讲究俭约,首先要戒除好动的毛病。不要轻易出门,不要轻易做事。不仅不做无益的事情,即使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也不能轻易兴作。举办的事情多,个人耗费的钱财就大。其次,就是仆从应少,所谓“吃白饭的人少”。再次,就是赠送人情应该酌减,所谓“开支上能做到舒畅”。否则,今天不节俭,他日必定欠债多,既让亲友负累,又给子孙留负担。

  明:三种好品质的第一种叫做智,智就是明。自古以来的豪杰,动辄称英雄,英就是英明的意思。明有两个方面:别人只看见近的,我可以看见远的,叫做高明;别人只看见大的轮廓的,我可以看见细微之处,叫做精明。所谓高明,比如说在房子里能看见的东西有限,登上高楼之后所见到的东西就远了,登上山峰之后所见的东西就更远了。所谓精明,比如极其微小的物品,用显微镜照它,就会加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比如粗糙的米,再次舂捣,那么粗糠就会全部脱去,三次舂捣、四次舂捣,那么精白的谷米就无与伦比了。高明是由于天分,精明则是由于学问。我们兄弟惭愧地居于大家之位,天分都不是很高明,只有依赖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买来显微镜,好学如同舂捣已熟透的谷米,总得是心中极其明了,而后口中说出判断之言。能够做到明白判断,称为英明;不明白却判断,称为武断。武断自己的事情,带来的害处尚浅;武断别人的事,招致的怨恨就深了。只有保持谦退而不肯轻率判断,最足以颐养福气。

  慎:古人说钦、说敬、说谦、说谨、说虔恭、说祗惧,都是慎字的意思。所谓慎,就是有所畏惮的意思。居心不依循天理,则畏惧上天动怒;作事不顺应人情,则畏惧别人指责。年少或者地位卑贱则畏惧父亲、老师,畏惧官吏上司;年老则畏惧晚辈的悄悄议论;处于高位则畏惧僚属的指责批评。人在心中凡是有所畏惮,那么过失就一定不会大,鬼神也一定会因而原谅。倘若在嬉笑游乐、斗牌等事上都毫无忌惮,败坏了家乡的风气,带坏了子孙,那么损失就大了。

  恕:孔孟学派喜欢说仁。仁就是恕。说富,说贵,说成,说荣,说誉,说顺,这几样,是我所喜欢的,别人也都喜欢。说贫,说贱,说败,说辱,说毁,说逆,这几样,是我所厌恶的,别人也都厌恶。我们这些有声势的人家,一句话可以使别人荣耀,一句话可以使别人受辱。使人荣耀,则让人得名得利得光耀。别人还未必感激我,为什么呢?说我有势力,帮助别人不困难。使人受辱,则受刑受罚受苦恼,别人一定恨我入骨。为什么呢?说我依仗势力,欺人太甚。我们兄弟须从恕字上痛下工夫,随时随地都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我想步步都站得稳,要知道他人也想站得稳,这就是立。我想处处行得通,要知道他人也想行得通,这就是达。今天我处在顺境,要预计他日也有处在逆境的时候;今天我以盛气凌人,要预计他日别人也会以盛气凌我本人,或凌我子孙。常以恕字自我警惕,常留余地给他人,那么所遇到的麻烦就少了。

  静: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家长好动,子弟一定纷乱,受到干扰。早晨生出一个想法,晚上设计一个计划,即使严厉禁戒也不能止住,想要求得一家的安静,先要求得家长一身的清静。静有两个途径可以得到:一是不进是非之场,二是不进势利之场。乡间的打官司论道理,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若强为剖析判断,开始时是赔酒饭,以后就是招惹怨恨。官场上的得失升降,与我有什么牵涉?我若略作干预,小则招致议论,大则引来弹劾奏章。不如一概不管,可以收敛后辈的躁动之气,也可保养自身的清福。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原文】

  人才随上风为转移,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余观直隶先正,若杨忠憨、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才质本于士风,殆不诬与?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约有数端。侠者薄视财利,弃万金而不眄,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去,痛恶夫墦间之食、龙断之登。虽精粗不同,而轻财好义之迹则略近矣!侠者忘己济物,不惜苦志脱人于厄,而圣贤以博济为怀,邹鲁之汲汲皇皇,与夫禹之犹己溺,稷之犹己饥,伊尹之犹己推之沟中,曾无少异,彼其能力救穷交者,即其可以进援天下者也。侠者轻死重气,圣贤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坚确不移之操,亦未尝不与之相类。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而直隶之士,其为学当校易于他省,乌可以不致力乎哉?

  致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赅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求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者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

  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耦,而忧节慨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民。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余忝官斯土,自愧学无本原,不足仪型多士,嘉此邦有刚方质实之资,乡贤多坚苦卓绝之行,粗述旧闻,以勖群士,亦冀通才硕彦,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劝勉。仰希古昔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轨,于化民成俗之道,或不无小补云。

  【译文】

  人才随着风气而转移,是这样的吗?回答是:不完全是这样,然而大致差不多。史书上说燕赵之人慷慨悲歌,敢于以他人的危难为自己的急务,大体有着豪侠之风。我看直隶的前代表率先正,如杨继盛、赵南星、鹿善继、孙承宗等贤达,他们后来所走的道路各有不同,当初都与豪侠的性情较为接近。即使今天的学术界,也多有刚直而不动摇,质朴而好情意的人,仍然存有豪侠的遗风。才质的根本在于士风,这话不虚假。

  豪侠的气质,可以进入圣人的道德,有几个方面。豪侠看轻财物利益,弃掉万金而不看一眼,至于圣贤即使富贵也不停留,即使贫贱也不背离,痛恨吃田间祭祀的食品和独占利益。虽然这中间有精粗的差异,而轻财好义的表现大体相近。豪侠忘我而周济他人,不惜自己受苦而解除他人危难,至于圣贤则以广施恩泽为己任。邹衍、鲁仲连的四处奔波排忧解难,与大禹视别人溺水如同自己溺水,稷视别人饥饿如同自己饥饿,伊尹视别人被推入沟中如同自己被推入沟中没有多大的差别。他们能够尽力救援处于困境的人,也就可以进而救援天下。豪侠轻视死亡重视义气,而圣贤很少提及。但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那种坚定不移的操守,也未尝不与他们的义气相类似。前人讥笑司马迁喜欢称赞豪侠,以我看来,这并不与圣贤之道相违背。因而豪侠之人,不可以过分贬责,而直隶之士在求学上与他省比较有优势,岂能不致力呢?

  怎样致力呢?学问上有四个方面,即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义理,在孔门中列为德行科,今世称之为宋学。考据,在孔门中列为文学科,今世称为汉学。辞章,在孔门中列为言语科,从古时的艺文到今天的制义诗赋都属于这一类。经济,在孔门中列为政事科,前代的典礼政书及今世的掌故都属于这一类。

  人的才智,上等明哲的人少而中下等的多,有生之年又不过是几十年,势必不能要求对这四门学问都遍览而尽掌握,所以君子贵在谨慎对待他的选择,先选择他的急务。选择对于自己身心不能一刻离开的,那就莫过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备的,有耳、目、口、体、心、思;每天都要接触的,有父、子、兄、弟、夫、妇;稍微远一点儿的,有君臣,有朋友。研习义理之学的,要让他的耳、目、口、体、心、思,各自敬守本职,让他的五伦各自尽守本分,又将此推及他物,使人都善待其身,且无憾于伦理纲纪。使得人世间都在伦理纲纪上没有遗憾,即使唐虞那样的盛世也不能达到。倘若通晓义理之学,而经济之学就都含盖其中了。程朱诸子遗留的书籍都还存在着,何尝舍末而求本、遗漏新民而专讲明德了?读他们的高雅言论,反复推断阐述而不厌烦的,大致不外乎树立志向以培植根基,持身恭敬以修养德行,穷究事理以求取知识,克制己身以竭力施行,成就功业以经世致用。义理与经济,本就没有必要分为两种学问,只是表现在功效上于本体研究较为详备而于实用较为简略罢了。

  现在与直隶各位士子相约定:以义理之学为先务,以树立志向为根本,以直隶先贤杨继盛、赵南星、鹿善继、孙承宗等几人为表率,他们能够忍耐艰苦忍受困饿,成就事业,而我们为什么不能?他们能够将穷通、荣辱、祸福、死生等置之度外,而我们为何不能?他们能够以功绩称誉于当时,以教化泽被后世,而我们为何不能?

  洗除往日愚昧卑污的念头,昂首挺胸直奔宽广光明的境地,将人世间的浮荣微利视为苍蝇蚊蚋在眼前而不愿多看,不去担忧所追求的不能如愿,而担忧为人气节会略遭人贬,不以在家挨冻受饿为耻辱,而以德行不能泽被百姓为耻辱。树立志向努力向前,即使是金石也会因此被打开,谁能阻挡得了呢?志向决定以后,再取程朱所说的居敬、穷理、力行、成物这一套学问去精心研究而亲身实行,接着研习先儒所说的考据学,使自己的见识与各种古制不相违背,然后研习先儒所说的辞章学,使我所得到的收获能够用笔完好地表达出来而没有谬误,选择一门学问坚持下去,至于其他学问也不能完全废除。在众多士人中,有的因兴趣爱好接近,有的因师友的影响,或偏于考据学,或偏于辞章学,也不必立即改变先前的方向,这两条途径都能通往圣人的大路上。对为文而言,有经史百家;对学业而言,有学问思辨;对事业而言,从修身开始而最终达到经世致用。百川异途,何必相同呢?只要都能共同流向大海就行了。

  至于风气,没有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人事变化而变迁。有一两个人喜好学习,则有许多人都随着而想努力追寻先哲;有一两个人爱好仁义,则有许多人都随着而想为百姓谋求福祉。倡导的人开启源头,追随的人繁衍波澜;倡导的人可将其传达给志同道合的人,追随的人又可向无数的人传递;倡导的人如同拥有源头的泉水而投放于河川,追随的人如同小溪支流一同汇合。先觉悟的与后觉悟的,互相规劝诱导,好像大河小河,互相灌注。以直隶的土风来说,倘若真能得到有志的人在前面引导,不出几年,必定有体用兼备之才蔚然四出,像泉水喷涌,像云霞蒸兴。

  我来到这里做官,自愧学问上没有本原,不能给广大士人做榜样,羡慕此地有刚方质实的资质,乡贤中多坚苦卓绝的作为,略微述说点往事,以此勉励诸位,也借此希望学问渊博的人能够向我提供好的建议,上下互相劝诫勉励。对于将先贤所走的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路途转化为直隶士人风俗的大道而言,或许有所补益。

曾国藩文集《杂感笔记第七》原文、翻译及解析

  日课四条

  【原文】

  一曰慎独则心安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

  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能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

  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四曰习劳则神钦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译文】

  一、能够谨慎独处则内心安适

  在自我修炼这件事情上,没有比养心更难以做到的。内心既然知道善,知道恶,但不能实实在在地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善去恶,就是自我欺骗。内心是否自我欺骗,他人是无法知道的,而本人自己知道,故而《大学》里的“诚意”篇,两次谈到慎独。能够做到慎独,自我反省不内疚,就可以坦然面对天地和鬼神,绝对没有所做的事让心有悔恨而使正气有所馁怯。人如果没有一件内心羞愧的事情,那么心灵就泰然,心中就会时常保持快乐满足宽和平静的感觉。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务。

  二、能够以敬为主则身体强健

  敬这个字,孔子学派秉持它并用它来教导别人,春秋时期士大夫也常常提到它。到了程子朱子,则是千言万语都不离这个主旨。我说敬字有非常切实的效果,尤其在于它能够使人的肌肤筋骨得到约束。如果庄严恭敬日益强健,那么安乐放纵就会日益懒散,这是自然而然的应验。即使是年老身病,一旦遇到坛庙祭典、战场危急的时候,也就不自觉地神情为之悚然,精神为之振奋,这就足以知道敬能使人身体强壮了。倘若人无论多少众寡,事无论大小,全都持以恭敬之态,不敢松懈怠慢,那么身体的强健,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三、追求仁爱则使人愉悦

  我与别人以及万事万物,根本之处都是同一的。倘若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仁爱万民万物,这就与根本之处是同一的这个大道理相违背。至于官大禄丰高居百姓之上的,则负有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的职责;读书识字学习古代圣贤略知大义的,则负有让后知后觉者警觉的职责。倘若只是顾及自己,而不知教导养育大众,这便是极大地辜负了上天对自己的厚待。

  四、习惯劳作则鬼神钦佩

  大凡人的性情没有不喜好安逸而厌恶劳作的,无论是贵是贱是智是愚是老是少,都贪求安逸而害怕劳作,古今都相同。人一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饭食,与一天所做的事情,所耗费的体力相当,则别人赞同,鬼神赞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古代的圣君贤相,比如商汤的黎明即起床做事,周文王的日过午时而不休息,周公的夜以继日,坐以待旦,都是无时无刻不以勤劳来自我勉励。《无逸》这篇文章,讨论勤劳则长寿,安逸则亡身的道理,屡次应验。为自己一人考虑,则必须时刻操练谙习技艺,打磨锻炼筋骨,克服困难勉力实行,心中常思警惧之事,这样才能增长智慧和才识;为天下考虑,则必须是宁愿自己受饥受灾,也为着一人没有得到安乐而引以为自己的责任未尽。大禹到处治理水灾,路过家门而不入;墨翟为天下利益从头到脚都受伤;他们都是自奉极俭而拯救民众极勤。故而荀子喜欢称赞大禹、墨翟的行为,这是因为他们勤劳的缘故。湘军组建以来,每每见到一个人只要有一点才干一门技艺而又能够忍耐艰苦的,就没有不被人任用而又受到称赞的。那些完全没有才干和技术而又不习惯劳作的,则都被时代所唾弃,最后冻死饿死。所以君子想要为人神所依凭,要做的最大事情便是习于勤劳了。

  课程十二条

  【原文】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译文】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无刻不心怀畏惧。无事时,一颗心安静地呆在心腔里;办事时,便专心致志、心无杂念。心清性明在于亲身行事,就像高升的太阳一样。

  二、静坐。每日不限定具体时候,都要静坐四刻,来体察检验自身,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居身端正便可凝聚天命,如同宝鼎般稳固。

  三、早起。天亮立即起床,睡醒之后不要沾恋被窝。

  四、读书不二。在一本书没有阅读完毕的情况下,坚决不翻阅其他书。东翻西阅,徒劳无功,浪费时间。

  五、读史。我在丙申年购买一本《廿三史》,父亲说:“你借钱买书,我在所不惜尽力为你还账,只要你能够认真阅读一遍,就算没有辜负我了。”从此以后,每天阅读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六、谨言。时时刻刻留心说话的场合、对象、时机,谨慎言语是为人处世的第一要务。

  七、养气。真气藏于丹田。没有什么不能对人提及的事情。

  八、保身。十二月奉父亲手谕说:“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把这些当作养病的需要。

  九、日知所亡。每天记录读书心得,以求其深意,便于有所启迪或收获。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来检验自己积累义理知识的多寡,检视自己在修养方面是否有所长进,但也不可一味沉溺诗文写作,这样最容易沉溺心性、丧失志向。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个时辰。只要碰到动用笔墨的事情,就把它当作自己的课程来对待。凡事不留到明天去做,否则,越积越多,更加难以情理。

  十二、夜不出门。夜间出门不仅耽搁功课,而且影响精神,切忌切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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