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集《散文第六》原文、翻译及解析

【导语】:

散文第六 五箴并序 【原文】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也!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

  散文第六

  五箴并序

  【原文】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也!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虚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译文】

  青春年少时不求自立,任凭时光流逝。古人在我这个年纪都已经学业有成,而我却还是这样庸庸碌碌,不免令人伤感!从此以后,人际交往日益纷繁,而德行和智慧却日益消减,自己也将渐趋下游,这都是在预料之中的。忧患能够使人增长智慧,安逸能够使人迅速败亡。我以中等资质而过着安顺的生活,想使自己刻苦向上,振作起来,但确实是很难啊。因而写了一篇《五箴》来鞭策自己。

  立志箴

  名垂千古的先哲,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我虽然如此藐小,但也是父母所生之身。智慧福禄,给我的已经够丰厚的了!如果背弃天道,贪图安逸,就会招致灾祸。胸中悔恨累积千万,如今应该终止了。逝去的无法挽回,一切从今天重新开始吧。我要肩扛道义,并用语言加以宣扬。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坚决执行下去。

  居敬箴

  天地定位以后,万物化育。鼎足而配,称为天地人三才,并最终诞生了生命。庄严恭敬,谨肃严明,以使教令能够施行。如果不庄严恭敬,就会戕害生灵。哪些人可以傲慢无礼?哪些事可以漫不经心?处事漫不经心的人将一事无成,待人傲慢无礼的人将会遭到同样的对待。纵然别人不怠慢你,也会助长你的骄纵,其结果同样是让人看不起,这就是惹怒上天所降下的惩罚。

  主静箴

  斋戒寄宿在日观之中,凌晨听到了天鸡的鸣叫。万籁俱寂,只能听到观中的钟声。后面有毒蛇,前面有猛虎,只要神情镇定不惧,谁敢欺辱于我?有些人躲避世事,就像战场上面对三军一般。我的思虑专一,那些纷繁芜杂的事情也会变得井然有序。我奔忙半生,外事一点不能自主,如今老了,难道还怕被外界打扰而心情纷乱的渡过一生吗?

  谨言箴

  用花言巧语讨好他人,最终只会给自己带来纷扰。平日闲言碎语,也会搅扰你的心神。真正富有智慧的人从不夸耀于人,总是夸耀于人的人往往不明不白。对于那些道听途说的事情,聪明的人暗笑,愚昧的人惊骇。等那些惊骇的人明白真相后,会说你是欺骗;暗笑的人鄙视你,即使你发誓,人家还是不会相信。这样的教训已经不少,因此写下箴言时刻警醒自己。如果铭记之后仍然重蹈覆辙,那只能感叹你已垂老,将不能重新做人了。

  有恒箴

  从我识字开始,至今经历多少。二十八年的时间,却没有任何成就。以前所欣赏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却又加以鄙弃。已经抛弃了以前固有的东西,新增的东西没有多久却又转移。进德修业不能恒久,常被外物所左右,终难成就大业。当你再次端起饭碗,竟然没有后悔自责的表现。粮食日益增加,日积月累就能积满一斗。天地神明所要揭示的道理就在这里。

  养身要言

  【原文】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生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仁”所以养肝也。

  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礼”所以养心也。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信”所以养脾也。

  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

  “义”所以养肺也。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智”所以养肾也。

  【译文】

  如一轮朝阳刚从东方升起,如大地万物开始萌生嫩芽,内里不藏怒火,不留怨气。所说的“仁”是用来保养肝脏的。

  内心思虑合乎规范、齐整有序,外表庄重谨慎、仪容威严,处境好时不骄盈,有威仪而不凶猛。所说的“礼”是用来保养心脏的。

  饮食有节制,起居有常规,做事有恒心,举止有定力。所说的“信”是用来保养脾脏的。

  胸怀宽阔而大公无私,面临世事而顺其自然,对自心而言安宁舒适,用天理衡量顺顺当当。所说的“义”是用来保养肺脏的。

  心要让它安定,气要让它安定,神要让它安定,体要让他安定。所说的“智”是用来保养肾脏的。

  召悔

  【原文】

  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离次。其在于人,言有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伯于人者,贤亦伯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终焉而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即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挞,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即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而面谀,成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吾之友有某君者,毖余曰;“子与某相好不终,是子之失德。子盍慎诸?”又有某君毖余曰:“闻子之试于有司,则尝以私干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闻之,若不逊于吾志。徐而绎之,彼无求而进逆耳之言,诚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过,其大者视此或倍蓰,而其多或不可枚数。二子者,盖举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于大戾,而僚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曰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为人友而隐忍和同,长人之恶,是又谐臣媚子之亚也。《书》曰:“有言逆子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余故笔之于册以备现省,且示吾友能为逆心之言者。

  【译文】

  贤与不肖之间是如何分辨的呢?这就要根据他们改正错误的勇敢或怯弱程度来加以评定了。日月有日食和月食,星辰也有擅离职守的时候。同样对于人来说,言语有说错的时候,行为有后悔的时候,即使是圣人也在所难免。改正过失付出十倍于常人努力的,圣贤之人也会十倍于常人;改正过失付出百倍于常人努力的,圣贤之人也会百倍于常人。最圣贤的人,是最光明磊落的;最不肖的人,有所仗势而终不悔改。

  人初生时,气质没有太大差别,如果能够长期积德行善,就是君子了。如果他们犯了过错,他的朋友就会直言劝勉他帮他改正,还有朋友婉言鼓励他。后退有人鞭挞,前进有人表扬,从而得以共同进步,谁能够挡得住呢?总是做坏事,就是小人了。本身存在过错,不但不加悔改还尽力掩饰。他的朋友当中关系疏远的会口是心非、阿谀奉承,关系亲近的会赞成纵容,害怕自己的直言会伤害朋友之间的感情,于是就一起沦落下去,谁能阻挡得住呢?圣贤之人之所以越来越贤明,不肖之人越来越不肖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的一位好友曾经告诫我说;“你与某人相好却不能保持长久,这是你的过错。你在此要谨慎啊!”又有一个人告诫我说:“听说你参加部门考试,曾经用私交来托人情,这是万万不可的。”这两个人所说的话,突然听到时,觉得好像不符合我的心志,但是慢慢理出头绪,他们对我无所求却对我说出告诫的话,是真正的敬重我啊。然后我自我反省之后明白:我的过错,大的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大好多倍,并且多得不可胜数。他们两个人,只是指出了一小部分而已,人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自知之明。先王所推行的道义不行于世,士大夫们一起做事随随便便,毫无原则,往往陷于大的罪行之中,而同僚好友中又没有只言片语来规劝告诫,而本人还自认为生活安然恬静,庆幸没有过错。就是孔子那样贤能,还要学习《易经》来减少自己的过失呢,而如今之人却总是声称自己没有过错,自欺欺人啊!明知自己存有过错还要一味袒护,想方设法掩藏,直到犯下滔天大罪还不知悔改,像这样的小人我们千万不能接近啊!作为他人朋友却对他的错误藏而不说,不管不问,这样必会助长朋友作恶,这样与那些阿谀奉承、拍马献媚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尚书》上说:“有人所说的话不合你的心意,这话必定是有道理的;有人所说的话正合你的心意,这话一定是没有道理的。”我于是用笔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以备日后自省之用,并且拿给那些给我告诫的朋友看,以示我能够接受他们的违逆之言。

  求阙斋记

  【原文】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搤捥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彼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而好奇之土,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然骛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肖,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余荫,自王父母以下,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则锡之福。”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百体之耆,皆使留其阙陷。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闻广誉,尤造物所靳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译文】

  我读《易经》时,每到《临卦》时就喟然长叹说:阳气开始滋长了,而八月是阳消阴长的季节,所以败亡的日子也就很快来到了,不禁畏惧呀!在天地之气中,阳刚之气到了衰败的时候,就会退而产生阴柔之气;阴柔之气到达顶点的时候,就会进而转化阳刚之气。此消彼长,这是自然规律。

  众人生来就有嗜好、欲望,喜欢盈余而忘记亏阙。因而,即使乘坐最豪华舒适的马车,身体也不会感到满足;即使穿戴最华美鲜艳的衣服,眼睛也不会感到满足。同样,音乐再盛大,耳朵也不会满足;食品再鲜美,口舌也不会满足。贫贱之人,突然得享高官厚禄,奢侈之物使他的身体改变,淫靡之习使他的心志放纵,原先羡慕而得不到的,如今逐渐就会厌恶鄙视而不屑要了。旁观者都认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不值得非议。因此说:“地位高了,就会骄傲;俸禄多了,就会奢靡。刚开始要用象牙筷子,以后一定要用玉制杯子。”这是逐渐积累的结果。而喜好标新立异的人,别出心裁,巧为经营,不追逐众人都争取的东西,唯独对名感兴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有的人追求富贵来满足物质欲望,有的人追求声誉来满足心中愿望,而他们同样都希望志愿能够得到满足。名,原是古代圣贤用以规范世人的工具。中等德行的下的人,道德修养还不够高,于是就用爵禄和名誉一明一暗来驱使他行走正道,他也不明白此中的深意。君子就深知道德修养的真正内涵,因此恐怕得到盛名之后,内心的道德修养还不够而会变得日益虚浮,于是便以盛名为耻。而那些道德修养肤浅的人还争吵着追求这些虚名,不是很可悲么!

  我德才浅薄,惭愧地任职在世人称为清贵之官的翰林。家中承蒙祖上余荫,全家老幼都身健心安,这比孟子所说的“父母都在,兄弟无故”之乐还要强一点。《洪范》上说:“平民百姓能够做到有规划、有作为、有操守,不要求臻于完美,也不犯下大错,这样就能得到上天的赐福。”像我这样,没有作为、没有规划,还总是犯下大错,然而却蒙受了上天的赐福,这不是不相称吗?于是命名我的住所为“求阙斋”。凡是外界带来的荣耀、享乐,内心的嗜好、欲望,都使它留有余地。礼仪追求节制,享乐追求盈满。享乐不能过分,要用礼仪来节制,才有可能约束心性,防止放纵。至于美名博誉,更是上天不轻易赐予的,只有拥有真正的功业和德行之后,美名博誉才会随之而来。所得已经很贪婪了,更何况那些根本没有实际作为的人却去争抢呢?实际行为不是圣人所为,却拥有圣贤的美名,大概这样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一定有所伪饰。我还是本本分分的守阙吧。

  养晦堂记

  【原文】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黯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日“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

  昔周之本世,庄生闵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泊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杨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于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烜赫之途。一旦事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焜燿者哉?余为备陈所以,盖坚孟容之志。后之君子,亦观省焉。

  【译文】

  平凡的人只要有血气的本性,就会高昂地想要有所作为而超过他人。厌恶身份低微就趋向高位,厌恶贫困就会希望富裕,厌恶寂然无声就会期求赫赫有名,这是普通人的常情。然而平凡人之中,有人格高尚的人,他们大多一生幽静,默默不显,低调地隐藏自己,那么他们难道与其他人的本心不同吗?他们确实是见到了事物重大的一面,并且知道一般人所争夺的是不值得过多计较的。

  《论语》上记载:齐景公有四千匹骏马,还是不能和首阳山饿死的人评论长短。我曾经就这个说法推论,自从秦汉以来,到现在为止,达官贵人,怎么能数得清?正当他们把权势、居要职而从容行动时,自以为才能和智慧远远超过别人。待到那些人身死之后再看他们,他们与当日那些追逐名利而生、忧思劳苦而死的奴仆、差役、贪官、奸商等,没有什么差别。而这中间又有用功业文学获取虚名的,自以为才能和智慧远远超过别人。待到他们身死之后再看他们,他们与当日那些追逐名利而生、忧思劳苦而死的奴仆、差役、贪官、奸商等,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差别。既然这样,那么如今居处高位并且获取虚名的人,自称远离沉静的环境,而乐于流连招摇的场合,内心安然地自处显要的位置,竟不知自己与眼前这些追逐名利的奴仆、差役、贪官、奸商将一同消尽,而且没有丝毫的差别。难道不可悲吗?

  我的朋友刘孟容,深沉静默而严肃恭谨,喜爱道学而无欲无求,到壮年时就已经淡泊节欲而把富贵置之身外,后来他体察外物观察世事变化而又能把名誉置之身外。于是把他的居所命名为“养晦堂”,进而写信给我,让我为它作记。

  从前周朝末年,庄生怜悯天下士人深深地陷于势力和利益的追求中,久久地停留在诽谤和荣誉的烦扰里,因此告诫人们要隐晦沉默而自敛锋芒,如所称许的董梧、宜僚、壶子这些人,多次表达这番意思。而扬雄也说道:“炎炎大火终会消灭,隆隆雷声终会消失。富贵的人,鬼神都窥探他的盛衰。”君子的原则是,心有所得,而对外物无所求。自己饥饿寒冻不止,侍奉父母、养育妻儿却没有怨言;不被整个人世所理解却没有苦闷。自己认为晦暗是世上最光明的。像那些在辉煌耀眼的旅途中奔命的人,有朝一日一旦势力终结、意兴阑珊,追求像寻常贫贱的人的生活却不能得到,哪里能看到值得称作辉煌的呢?我替他详备地陈述晦暗的原因,希望让孟容的志向坚定;后世的君子,也能从中观察世相、反省自己。

  君子慎独论

  【原文】

曾国藩文集《散文第六》原文、翻译及解析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晰乎公私;心之丽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越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推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译文】

  独处这一现象,君子和小人都会遇到。小人独处,就会产生非分的想法,这些非分的想法积聚多了就会生出放肆之心,这样那些欺骗人的事情就产生了。独处,就会产生诚信的想法,这样诚信的想法积聚多了就会生出谨慎之心,这样自我鞭策的功夫就会更加周密。君子与小人在独处时心态上的微妙差异是值得进行一番探讨的。

  《大学》中讲到了“格物致知”,昔日的言行可以用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可以加深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当心系所遇到的问题时,就要学会能够解剖其中公私间的区别;在以往处理事情时,能够充分而精辟地研究其中的得失。这样,对于该做的善事,不该做的恶事,必定就已成竹在胸了,并已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而那些小人,就不会有如此精辟而又透彻的见识了,而只是做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于是,当面对一件善事该做时,就怕别人没有察觉,但越是这样的心态,那么做事就会愈加迟疑。当面对一件不好的事时,便侥幸地认为别人或许不会看到,就没有积极的躲避而去做了。一个人独处时,性情中虚伪的那一面就会出现,这就是所说的欺骗。而真正的君子对一件善事生怕办得不好,而更要小心谨慎的行事,以免自己不知不觉落入俗流。如果一件坏事不及时改正,那么就会如同涓涓的流水一样不停地做下去。在暗室之中都觉得有神明在监督,不敢存有丝毫邪念;方寸之心坚如金石,不敢受半点邪念浸染。在独处之时,能够谨慎再三的考虑所做之事,这是圣人经书上的要求,这些才是后世贤人所要切实探究的。

  自从世人认为儒家的“格致外物”之说是向外求知,而专注于对善恶的认知,从此“慎独”的观点便隐而不见了。自从近世儒士把“独体”作为内心了解世间万物的本源之后,“慎独”这一理念就愈发暗淡了。总之,首先要察明事理,然后才是诚信。如果不能深入探究万事万物所蕴含的义理,就容易导致“慎”的失当。心性要和事理结合,不能空谈,如果事理不明,那就无法做到真正的“慎独”。以上便是进德修业的方法,我们不能不认真参悟。

  原才

  【原文】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译文】

  风俗的淳和薄是如何产生的呢?源于一两个人的心中向往罢了。天地孕育众生,平庸弱小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一两个既贤能又智慧的人出现,那么众人就会以他为领袖而听他的命令;特别智慧的人,那么拥戴的人就特别多。这一两个人的心向往仁义,那么众人就会和他一道追求仁义;这一两个人的心倾向名利,那么众人就会和他一起追逐名利。众人所追逐的,就会形成大的趋势,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没有谁敢违逆它,故而说干扰天下万物的,没有比风更厉害的。风俗对于人的思想影响来说,从微弱开始,而到后来是不可抗拒的。

  先王治理天下,使那些贤德的人都身居要职,他们教化人民也都靠的是道义,因此社会规范统一、风尚相同。世道教化衰微以后,所被认为的那一两个人不能尽处要位,但他们的志向主张,必然会通过讲说流传开来。而众人便欣然而从,蔚然成风。于是,党徒兴起,而一个时期的人才就涌现了。有以仁义为倡导的,他的党徒也便会为仁义而死,义无反顾;有以功利为号召的,他的党徒也便会为功利而死,决不回头。如同水向潮湿的地方流,火靠近干燥的东西烧,无一没有得到应验,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了。现在那些掌握权势的君子,总说天下无才。他们自己身居高位,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造就当代人才,却反过来说没有人才,岂不成了虚妄之语?十户人家的小城,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慧足以改变十个人,就一定能选出十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他的智慧足以改变一百个人,就一定能选出一百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

  那么,移风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并非只有身居高位的人才能做,凡是有管理职责的都有责任参与其中。如果主宰国家的人听到我的这种说法并去实行,那就会谨慎选择能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如果士大夫听到我的这种说法并去实行,那就会小心谨慎自己的思想言行,恐怕自己言行不当而败坏风尚、摧残人才。照这种方法去做,几十年以后,可能有收到成效的一天吧?这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

  圣哲画像记

  【原文】

曾国藩文集《散文第六》原文、翻译及解析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普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竞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着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场,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着,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哉!

  诸葛公当扰壤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明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渐于古,而风骨少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抬,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议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敻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着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阛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着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已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干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之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译文】

  国藩立志求学不早,中年惶恐地在朝中做官,曾经读了许多前人的着作,略微涉猎到先代圣贤大儒长者的绪业。因为自身才智愚钝,体弱多病,所以一无所成;后来在军队中南征北战,学业更加荒废。丧乱还未平复,而我的年纪却将近五十岁了。从前,我读班固的《艺文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发现他们所列的书目繁杂众多,作者的姓名多到不可计数。其中有的如日月一样明亮,有的却被埋没而无人知晓。等到做了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的二月跟随宣宗皇帝入阁,才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比前代收藏的要超过很多;而且存目的书籍几十万卷,还不在此中。天啊!怎么那么多!即使有上智之才,数代也不能穷究那些书,何况那些才智低下的人呢?由此可知书籍之多,作者之众,如同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的肚子所能全部饮下的,重要的在于谨慎选择罢了。我既然自我衡量本身能力不够,于是就选择了古今圣哲三十多人,让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遗像,合为一卷,收藏在自家的私塾里。后人有志读书,取这些人的着作来读就足够了,没有必要费心去博览群书,而学术文化的传授没有比这些更重大的了。从前在汉代,像武梁祠、鲁灵光殿,都描画伟人的事迹,而且《列女传》也有图像。前人受其感召而奋发学习,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熟悉了圣哲们的容貌,进而探求他们的精神,领悟他们的精妙,与他们的灵魂契合,只要诚心去探求,仁道还远么!国藩记。

  尧、舜、禹、汤,都没有着作,只是史官记载他们的言论而已。等到文王被囚禁,才开始撰写文章,推演《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部儒家经典大为彰显,师道也随之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概与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特别尊崇他。宋代的圣哲,认为可把孟子提高至仅次于孔子的地位,尊崇他的书,来和《论语》相配。后来论学的人,没人可以更改。现在我把他放在三位圣人的后面。

  左丘明作《左转》解释《春秋》,上面多记述东西二周的典章礼制;又号称引用离奇怪诞的事情,辞采华丽,超过了实质。太史公说庄子的书都是寓言,我看子长所写的《史记》,寓言也占十分之六七。班固在见识与情操方面,不如子长远大;但是对于治世的典章,六艺的主旨,文字的源流,人神的事情,描述得十分鲜明详备。这怎能和那些才识短浅、骄傲自满、自我欣赏且在某位先生面前互争得失的人相比呢?

  诸葛亮生于混乱的时代,信奉儒术,立身行事能从容合于大道。唐人陆敬舆事奉多疑的君主,驾驭难以驯服的将官;他用极其磊落的胸襟照耀君主,用极其诚挚的态度领导将官。譬如驾驭劣马登陡坡,奔跑在险恶难行的路上,却阻碍不了它的驰骋,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范希文、司马君实,遭遇的时代稍微好些,然而在坚卓诚信方面,却各有独到的修养;他们坚守正道,自我约束,蔚然成风,气度算是很远大了!从前刘向说董仲舒是王佐之才,伊尹和吕尚比不上;管仲、晏子等人,大概更达不到。而刘歆认为董仲舒受其师友的熏陶,连子游、子夏都比不上。依我看来,这四位贤人,虽然比不上伊尹和吕尚,但必定比董仲舒强。可惜的是我不能像刘向父子一样来论定他们的优劣罢了。

  自从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子、张子,认为他们的学说是上承孔子、孟子的道统,后代的君主、将相、老师、大儒,忠实遵守他们的说法,没有人能够改变。乾隆年间,鸿儒相继而出,训诂博辨,超过了从前的贤哲,重立标志,称为汉学。汉学摒弃宋代五子的理学,认为他们不应独受尊崇;而那些笃信五子学术的人,也摒弃汉学,认为汉学支离破碎,有害大道,争辩得没完没了。我看五子立说,那些大的方面大多符合孔子之道,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呢?他们解释各种经书,小的方面有不当之处,固然应该拿近代对经书的解释来作辅助,又怎么可以摒弃他人的说法而自囿呢?这两派人,也都很可笑。

  西汉的文章,像杨雄、司马相如的雄伟,这是天地间的强劲之气,得于阳刚之美的作品;这是天地间的正气。像刘向、匡衡的渊深美好,这是天地间的温厚之气,得于阴柔之美的作品;这是天地间的仁气。东汉以来,在博雅方面,并不比古代逊色,但在风格和骨力方面就略微衰弱了。待到韩愈、柳宗元有作品问世,全把杨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万变,用在记述小事物的短篇之中了,这怎么能说不神奇呢!欧阳修、曾巩,全都取法韩文公,但是文章的体质却和匡衡、刘向接近。由此看来,文章的变化,不可能研究透彻;概括而言,不会超出这两个途径,即使经过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我抄录古今诗歌,从魏晋到本朝,共选录十九家,大概说来选诗的途径是很广泛的了。嗜好趋向不同,各人要看他的性情所接近的那方面而定。譬如多种美味,陈列在餐桌上,只选取适合自己口味的,吃饱就算了。如果一定要亲自尝遍天下的佳肴,而后才能供给一餐的需要,那是大惑的事;一定要勉强天下人的口舌,都来效法我的嗜好,那是大愚的事。庄子曾经说过“大惑的人终身不能理解,大愚的人终生不能领悟。”我在这十九家中,又笃守其中的四家:即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喜好他们的人有十分之七八,不喜欢他们的人也将近十分之二三。我怕受庄子不解不灵的讥讽,所以就选取这些人的作品,终生学习他们就够了。

  司马子长,搜求了往昔的见闻,贯通了三古的史实而着《史记》,可是其中的八书,很嫌简略。班固《汉书》中的十志,就比较详备了,然而却只写一代的典制,不能看到会通各代的制度。想要遍览治理天下的制度,就必须由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郑樵的《通志》则是比不上的。近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的学问,专门研究《说文解字》,大多数人都推崇许慎、郑玄,很少人言及杜佑、马端临。我认为许慎、郑玄考证先王制作的本源,杜佑、马端临辨析后代因袭沿革的大要;他们在实事求是这方面是一样的。

  先王的大道,就是所说的修养自身、治理百姓,规划治理万类的,那么归宿是什么呢?也不过是礼而已。秦朝焚灭书籍,汉代各学者所搜求的,郑康成之所以超越常人,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谈礼的地方有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经超过八代了。宋代张子、朱子所讨论的,马贵与、王伯厚所编辑的,无不小心谨慎的看待礼。我朝的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师;国史《儒林传》,特别把他摆在首位。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的地方,就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志向,这是何等雄壮啊!后来张嵩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尤其把礼作为首要。而秦尚书蕙田,于是编纂《五礼通考》,列举天下古今人神万事,都用礼贯穿它,可以说是规模宏大,思虑精密了。我描画我朝先贤的画像,首先是顾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又怎么能没有精深微妙的意旨呢!桐城的姚鼐、高邮的王念孙,他们的学术都只在礼。可是姚先生的文章观点宏博通达,国藩的粗解文章,是由姚先生启迪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造诣之深是不可企及的。因此把他们放在后面压阵。

  姚姬传先生说学术的途径有三个方面:即义理、辞章、考据。戴东原先生也是这样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圣德,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的才智,确不能以一方的风格来谈论了。至于像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在孔门四科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在孔门四科中是德行科的,都是属于义理方面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孔门四科中是言语科的,这是所说的辞章方面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门四科中是文学科的。顾炎武、秦蕙田跟杜佑、马端临较为接近,姚鼐、王氏父子跟许慎、郑玄较为接近,都是属于考据方面的。这三十二位圣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诵读他们的一部书,则终身受用,无穷无尽。倘若又有人嫌弃这些人鄙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这好比挖井挖到九仞深而不得泉水,就认为一口井太狭窄,而必须扩大到数十甚至上百口井,身体衰老,力气倦怠,却最终没有看见泉水的一天,这怎么能适当呢?

  自从佛教徒讲因果祸福的道理以后,行善获得报偿的说法,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内心,牢固而不可破除。士子刚刚开始读书,就期望能够考取功名,得到高官厚禄;有的人稍微读了些古书,窥探了古人丰富的着作,就想得到远近的赞誉,后世的美名;有的人编着一本书还未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两个有力量的人的宣扬,来传播给每一个人,以抵偿自身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就想有所收获;一份付出,就想得到十分的回报。譬如到市上买酒买肉,吵嚷聒噪地向卖家讲着价钱,而卖家又从中取得两倍的利润。利禄达不到的时候,就希望在死后得到不可知的美名。甚至有的人说孔子在世时,没有得到官位,死后所获得祭享的报偿比尧舜还要隆重。一般郁郁不得志的人,就拿来作为例证和安慰,这是多么鄙陋啊!现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买卖,在财利上计较得非常细微,有人欠了一百个钱,都怨恨到他的子孙身上;倘若买卖做到整个城市,珍奇的货物堆积如山,交易金额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个钱的有无,有时就无暇计较了。至于像富商大贾,操持百万黄金,公私流转繁衍,那么几十甚至一百缗的铜钱,有时就无暇计较了。同样是人,所操持的大了,尚且有无暇计较小数的时候,何况上天所操持的尤其大,而对于世人丝毫的善行,浅薄的学问,却要一一谋划报偿,不也太劳苦了吗?商人的货物相同,经营的时间相同,但是有的盈利,有的亏损;应对策问的人所答的题目相同,但是有的考中,有的没有考中;为学着书功力的深浅相同,但是有的流传下去,有的未能流传,有的出名,有的不出名。这其中也有命运的原因,不是可以勉强而做得到的。古代的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的,没有一天不快乐的。道术不能通晓,自己不免还是个粗俗之人,即使有片刻的懈怠,这也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平易居处,以待天命,下学人事,上通天理,俯仰都不惭愧,这是值得快乐的事情。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到王氏父子,无不是忧以终身,乐以终身。他们没有什么祈求,又要什么报偿呢?他们自己就自隐才能,又要什么名声呢?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伤悼生不逢时,怨恨的心绪表现在书本上;这和圣贤的自得其乐,稍微有些违背和不同。但是他们那是在自己痛惜才干不为世所用,不能和那些没有真才实学而又汲汲名利的人相提并论。如果汲汲名利,那就和三十二位圣贤相差太远了。就像将要到河北、山西一带去而却把车辕朝向南方,这在方法上不是差得太远了吗?

  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二程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樵、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这三十二位圣哲,陈设祭礼,焚香奉祀。好像在我们上面,又好像在我们身旁。

  易问斋之母寿诗序

  【原文】

  夫人君者,不能遍知天下事,则不能不委任贤大夫。大夫之贤否,又不能遍知,则不能不信诸左右。然而左右之所誉,或未必遂为荩臣;左右之所毁,或未必遂非良吏。是则耳目不可寄于人,予夺尤须操于上也。

  昔者,齐威王尝因左右之言而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矣。其事可略而论也。自古庸臣在位,其才莅事则不足,固宠则有余。《易》讥覆涑,《诗》赓鹈梁,言不称也。彼既自惭素餐,而又重以贪鄙,则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左右亦乐其附己也,而从而誉之。誉之日久,君心亦移,而位日固,而政日非。己则自矜,人必效尤。此阿大夫之所为可烹者也。若夫贤臣在职,往往有介介之节,无赫赫之名,不立异以徇物,不违道以干时。招之而不来,麾之而不去。在君侧者,虽欲极誉之而有所不得。其或不合,则不免毁之。毁之而听,甚者削黜,轻者督责,于贤臣无损也。其不听,君之明也,社稷之福也,于贤臣无益也。然而贤臣之因毁而罢者,常也。贤臣之必不阿事左右以求取容者,又常也。此即墨大夫之所为可封者也。

  夫惟圣人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固不废左右之言,而昧兼听之聪,亦不尽信左右之言而失独照之明。夫是以刑赏悉归于忠厚,而用舍一本于公明也夫。

  【译文】

  作为君主,不可能全部知道天下的事情,所以不能不任命贤能的大夫担任职务去帮助自己管理国家。然而大夫是否贤能,又难以全部了解,因此就不能不信任自己左右的臣属。然而左右所称誉的,有的未必就是忠诚的臣子;左右所诋毁的,有的未必就不是贤良的官吏。所以说耳目不能寄托在别人身上,生杀予夺的大权尤其应该掌握在君主的手里。

  从前,齐威王曾经因为左右的话而烹杀了阿大夫,封赏了即墨大夫。这件事可以略微讨论一下。自古以来,庸臣在位,他的才能面临事情时就显得不足,而巩固自己受宠的地位时就显得很有办法。《易经》上有讥讽覆涑的篇章,《诗经》上有宣扬弟梁的诗篇,都是说不称职之事的。这类人羞于粗茶淡饭,而又大多贪心很重,行事卑鄙,因此就不得不向君主左右的人谄媚奉承。而君主左右的人也很高兴他们归附自己,从而在君主面前称誉他们。称誉时间长了,君主心中对这些人的看法也就慢慢改变了,因而这些人的地位也就日益巩固,从而使政治日益败坏。自己妄自尊大,人们必然也就跟着效仿。这就是阿大夫的所作所为应当烹杀的原因。倘若贤臣在位任职,往往有耿直的气节,没有显赫的虚名,不标新立异来仿效外物,不违背道德来干预时政。让来而不来,叫去而不去。在君主左右的人,即使极力称誉他也不会得到什么。但是有的与他合不来,就不免要去诋毁他。对他诋毁的言论君主听信了,严重的就会降职废黜,轻微的也要加以督促责备,对贤臣并没有什么伤害。君主对左右的话不听信,那就说明君主英明,这是国家的福祉,对贤臣并没有什么益处。然而贤良的大臣由于被诋毁而被罢黜的,是常有的事情。贤良的大臣始终不去阿谀奉承君主左右的人来求取容纳重用,也是常有的事情。这就是即墨大夫的行为值得封赏的缘故。

  所以只有圣人赞赏一人而起到劝勉天下的功用,刑责一人而得到惩戒天下的效能。固然不废止左右之人的进言,但对广泛听取意见则聪睿的益处而深有体会,也不能完全相信左右的进言而失去自我智慧的光华。这就是说赏罚要尽量体现忠厚之心,而用人进退要本着公正磊落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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