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歌《(正宫)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原文及赏析

【导语】: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历代封建王朝都妄自尊大,喜欢在自己的国号前加上一个大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历代封建王朝都妄自尊大,喜欢在自己的国号前加上一个“大”字。民歌借此反其意而用之,不仅在 “元” 的前面冠以 “大”字,还加上了 “堂堂”,极尽嘲讽之意。正是这个“堂堂大元”,邪恶当道,奸臣弄权。此歌笔锋直指上层统治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对 “堂堂大元”揭露抨击的力度。

  元朝上层统治者,专权蠹政,贪得无厌。全国搜刮来的钱财尚不够他们无限度地挥霍,于是就滥造纸币,使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小令中的 “变钞”就是指此。更准确一点,是指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十一月实行的变钞。开河,是开疏黄河,治理黄河。由于黄河决口,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统治者强征民夫十五万人,派贾鲁主持治河,并以重兵监视。对 “开河变钞”二事,当时的民谣 《嘲诸司》已有揭露: “丞相做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红巾即红巾军。刘福通等在河北永年(今永定县)起义时,仅三千人,头裹红巾为号,称红巾军,后失败。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在家乡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县)重新组织起义军。元统治者极为害怕人民造反,一向禁止汉人(包括北中国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和南人(南中国的汉人)私藏武器,严禁人民集会。贾鲁开河虽有重兵监视,却为民工们提供了聚会的机会。刘福通等人预先在黄陵岗埋下一个石人,上面刻着: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挖河民工一看,立即奔走相告,积聚多年的满腔怒火终于喷发而出,不到半年时间,红巾军就发展到十余万人,其势如暴风骤雨不可阻挡,一直打到了元代国都大都附近,动摇了元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就是对这一段历史史实的真实写照。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一大句,前两小句与后一小句构成因果关系。元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把全国人民分成四等:头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三等是汉人;四等是南人。蒙古人可以恣意横行,“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而汉人、南人行动都不得自由,一切都得在统治者监督下进行。元代法律规定,蒙古人、色目人打死汉人、南人,只断惩出征;而汉人、南人打死蒙古人、色目人则判死刑。赋税多如牛毛,高利贷剥削尤为残酷。被人称为“羊羔儿息”的高利贷,一年之内则本息相等,一锭本钱十年竟得一千零二十四锭。“官法滥”的同时,更兼以 “刑法重”。《辍耕录·检田吏》中说: “官吏八月受灾状,我恐征粮吃官棒。”《窦娥冤》中说: “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台温处树旗谣》中说: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官法滥”、“刑法重”如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人民的头上,大规模地爆发起义,也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了。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句式与前一大句同。“人吃人”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写照,“钞买钞”则与前句 “变钞”相应。旧钞贬值后,元代统治者又发行新钞,强迫老百姓用旧钞去兑换新钞,以至货币失去信誉,成了废纸,民间只用货物交易。再加上河道失修,黄河屡屡决堤,造成了连年灾荒,于是就出现了元末常见的人吃人的惨状。“人吃人”为千古最惨事,“钞买钞”为千古最奇事,此惨此奇,谁人曾见?然而,在 “堂堂大元”却屡见不鲜!

古代民歌《(正宫)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原文及赏析

  “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更深刻地揭露了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窦娥冤·滚绣球》道: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可见,元代原本就是一个不分好歹,错勘贤愚,混淆清浊,颠倒善恶的社会。

  官是 “合法”的贼,贼是不合法的 “官”,他们的本质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民歌《江西福建怨谣》道: “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有哪个盗贼一次可以抢走万两黄金?奉使就能。这样的官其实比贼更残忍贪婪,更肆无忌惮,因为他有皇帝的丹诏和 “大元”的苛律为护身符,并且洗劫一空之后,你还要感谢 “恩至”呢。难怪 《嘲廉访司官》(又名 《解贼迎官诗》)也把贼和官放在一起: “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这些,都是对 “贼做官,官做贼”的最好注解。

  “哀哉可怜”一结句与首句 “堂堂大元”遥遥呼应,由起首的反语讽刺而转为对元朝罪恶统治的彻底否定,表现了人民对“堂堂大元”的深恶痛绝。

  这是一曲人民愤怒反抗元代反动统治的战歌。它不仅刻画了当时“人吃人,钞买钞”的社会黑暗现象,概括了 “贼做官,官做贼”的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本质,并尖锐地指出了 “奸佞专权”、“开河变钞”、“官法滥”、“刑法重”是促成人民造反的直接原因。诗歌也唱出了人民迫切渴望元代统治者早日覆没的心愿。公元1351年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发动了起义,大半个中国立即卷入了农民战争之中。红巾军虽然终遭失败,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元帝国统治基础。直到公元1368年,佃农出身的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结束了元代近百年的罪恶统治,“堂堂大元”终于 “呜呼哀哉” 了。

  这首《醉太平小令》艺术上也极有特色。它以明快犀利的语言,鞭挞了元代反动统治的罪恶,入木三分,讽刺辛辣。结构上也极为严谨。“奸佞专权”一小句在承继了“堂堂大元”的入骨嘲讽的同时,更是统领、生发了下文种种。开河的贾鲁是奸佞,几度变钞的是奸佞。正因为“奸佞专权”,才“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 正因为: “奸佞专权”,才“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正因为“奸佞专权”,才导致了“人吃人,钞买钞”的极为凄惨、离奇之事。而以上种种,又无不众流归海束于“奸佞专权”。其实,当时最大的奸佞,是最高的统治者——元帝。开河变钞也只是引起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索,而火药则是早已开始积蓄并已积蓄得满满的了。

  在元代异族统治者和汉族大地主的双重统治下,元代人民终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反映现实生活的元代民谣也就多有金刚怒目的篇什,这在多以言情为基调的民歌中无疑是一种异响。而这首《醉太平小令》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无愧于元代民歌中的上品,是这异响中激昂入云的亮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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