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是我朋友家》主要剧情内容简介及赏析

【导语】:

《哪里是我朋友家》 1987 彩色片 85分钟 伊朗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Kanun)电影部摄制 编导: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摄影:法尔哈德萨巴 主要演员:艾哈迈德艾哈迈德布尔(饰艾哈迈德) 巴巴克艾哈迈

  《哪里是我朋友家》

  1987 彩色片 85分钟 伊朗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Kanun)电影部摄制 编导: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摄影:法尔哈德·萨巴 主要演员:艾哈迈德·艾哈迈德布尔(饰艾哈迈德) 巴巴克·艾哈迈德布尔(饰内马特扎德) 本片获1987年德黑兰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录音、评委会奖;1989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铜豹奖、评委会奖、费比西特别推荐奖;1989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奖

      【剧情简介】

  80年代,伊朗西北部一个名为柯盖尔的偏僻村镇。镇上小学校里,上课铃声响过以后,一个班级的孩子们仍在教室里追逐打闹,直到老师进来才逐渐安静下来。老师对孩子们的表现十分不满:“老师才晚到五分钟,你们就这么吵!不但校长生气,也影响别的班级上课。现在,把作业本拿出来。”他开始检查作业,当检查到艾哈迈德的同桌内马特扎德时,发现他没有把作业写在作业本上,而是写在了一张纸片上。老师非常生气,更让他生气的是这个学生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三次没把作业写在作业本上了,老师也说过他三次,但他依然不改。老师说:“提醒过三次还改不过来吗?如果改不过来,老师将采取别的办法!”说完,他将那张写有作业的纸片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撕碎了,内马特扎德伤心地哭起来。艾哈迈德虽然同情同桌的遭遇,却爱莫能助。

《哪里是我朋友家》主要剧情内容简介及赏析

  为避免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老师说:“你们回家后要先把作业写好,把作业本放在书包里,然后才能帮家里做家务或出去玩,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作业本,别像内马特扎德那样。”接着,他重申把作业写在作业本上的重要性:“老师严格规定你们把作业写在作业本上,是想教你们有规矩。要把作业写在作业本上的理由,首先是可以让你们学会遵守规定,其次是可以知道写字进步了多少。”他随手拿起一个学生的作业本,翻给同学们看:“你们看,这是他今天写的字……(翻到另外一页)这是他上个月写的……你们明白老师的意思了吗?”学生们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明白”。老师将目光转向内马特扎德:“如果下次还不写在作业本上,就让你退学!”

  放学了,学生们跑出教室,有的爬上停放在操场上的拖拉机玩耍,有的已经开始回家。走在艾哈迈德旁边的一个学生不小心摔倒了,艾哈迈德赶忙帮他拣起掉在地上的书包,关心地问他摔疼了没有,陪他来到自来水管旁边,帮他洗净衣服上的泥土,并且提起裤腿看了看他的膝盖,看到同学确实没有什么事才往家赶。

  回到家里,艾哈迈德来到走廊下准备写作业。但是,妈妈却让他给小弟弟拿尿布,他随便拿了一块,可妈妈说有些湿,让他到屋里去拿一条干的。来到屋里,一些小伙伴隔着窗户邀请他出去玩,他说得先做作业。他把尿布递给妈妈后,妈妈又支使他去拿奶瓶,到楼上去倒热水。艾哈迈德到楼上倒水,遇到奶奶在阳台上浇花,看到艾哈迈德上楼穿着鞋子,就教育他说上楼不要忘记脱鞋子。艾哈迈德下楼将奶瓶递给妈妈后,这才得到允许去写作业。

  打开书包,艾哈迈德发现书包里竟然有两个一样的作业本。再仔细看,其中的一本是自己的,另一本是同桌内马特扎德的。糟了,内马特扎德今晚的作业又不能写在作业本上了,艾哈迈德深知事情的严重性,拿着同学的作业本发愣。耳边传来小弟弟的哭声,妈妈吩咐他把奶嘴放到小弟弟嘴里,摇晃几下摇篮,他心不在焉地摇晃了一下。艾哈迈德犹豫了一会儿,终于鼓足勇气对妈妈说,他无意中把同学的作业本放进自己的书包带回家里来了,现在想给他送去,否则同学将被学校开除。妈妈没拿儿子的话当真,认为这是他想出去玩的借口,还说拿错作业本是常有的事。无论怎样解释,妈妈也不批准他的请求,而是命令式地要求他先写作业,然后还得去买面包。艾哈迈德无奈,只好一边装做写作业一边考虑对策,伺机行事。趁妈妈抱着孩子上楼的机会,他装作去买面包,终于拿起同学的作业本跑出了院子。

  艾哈迈德穿过一条街道,跑出村子,沿着蜿蜒的山路朝波士提方向跑去。他的爷爷和两位老人坐在村头聊天,带着眼镜的爷爷看到孙子快速跑向波士提,自言自语地说:“我孙子去波士提干什么呢?”艾哈迈德只知道内马特扎德住在波士提,并不确切知道他家的住址。来到一个村子,他遇到一个背着一大捆柴火的老人,问他知不知道内马特扎德住在哪里,老人回答说“不知道”,但告诉了他去波士提的路。

  艾哈迈德来到另一个村子,走过一家人的房屋前时,这家的主妇在楼上阳台上晾晒床单时不小心将床单掉在地上,便吩咐艾哈迈德帮她拣起来。艾哈迈德顺便向她打听内马特扎德家在哪里,妇人问他那个男孩住在波士提的哪一个区,艾哈迈德摇摇头。妇人告诉他说:“波士提有玛扎巴鲁区,哈内巴鲁区,卡西萨鲁区,阿塞玛鲁区,你要找的人住在哪一区呢?”这时,艾哈迈德恰好遇到同学莫鲁萨德,就向他讲了来这里的原因,问他知不知道内马特扎德家住在哪里。莫鲁萨德说不知道,但他知道内马特扎德的表哥赫玛蒂的家,艾哈迈德问他能不能陪他一起去,莫鲁萨德说得帮家里干活,艾哈迈德只好独自去寻找。

  来到另一个区,他向一个老头打听内马特扎德的住址,老头不耐烦地说不知道。艾哈迈德又来到另一户人家,透过大门的门缝看到晾晒在院子里的一条裤子很像是内马特扎德的,便满怀希望地走进院子,来到裤子前仔细观看,越看越觉得是内马特扎德的,就喊他的名字,喊了好大一会儿也没人应。他去问附近的一个老头这裤子是不是内马特扎德的,老头不知道。艾哈迈德又来到隔壁的一户人家敲门,开门的是一位老奶奶,艾哈迈德问她知不知道隔壁院子里晾晒的裤子是不是内马特扎德的,老奶奶说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条裤子。艾哈迈德请求她到隔壁看一下,老人说走路不便,艾哈迈德就过去搀扶她。当艾哈迈德带着她走进隔壁家的院子时,发现这家院子里的另一位老奶奶正在收拾那条裤子,就问她这条裤子是不是内马特扎德的,那位老奶奶告诉他不是。

  艾哈迈德又去敲另一家的门,边敲边喊内马特扎德的名字,可是没人回应他。他问路边两个洗衣服的妇女这里是不是内马特扎德家,其中一个说这里不是内马特扎德家,而是赫玛蒂家,艾哈迈德说找赫玛蒂也行,但他被告知赫玛蒂到柯盖尔去了,而且刚走五分钟,跟他爸爸一起去的。于是,艾哈迈德跑着折回柯盖尔。

  来到柯盖尔村头,跑得气喘吁吁的艾哈迈德被爷爷叫住,爷爷问他干什么去了,他回答说去买面包了。爷爷说是问他去波士提干什么去了,艾哈迈德只好如实相告,但是爷爷怀疑他的回答,吩咐他回家把他的香烟拿来,艾哈迈德说得去买面包。这时,坐在爷爷旁边的一位老头想替艾哈迈德解围,让艾哈迈德的爷爷抽他的烟。爷爷没有表态,而是威胁孙子:“你敢不听我的话!”艾哈迈德只得先回家去给爷爷拿烟。待孙子走后,爷爷对旁边的老头说:“其实烟在我兜里,我只是想教孙子要有规矩。”接着,他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父亲是如何严格要求他的,抱怨现在的孩子缺乏严格的管教,同一件事情,他对孙子说三遍都不听,孩子不能没规矩,懒汉对社会是没用的,社会必须教导孩子有规矩,遵从长辈的话,如果不听,就要时不时揍他一顿以便让他记住。

  邻村的一个铁匠来到柯盖尔村推销铁门,在跟一个客户讨价还价的同时,还使劲地向爷爷身边的另外一个老头推销。不久,艾哈迈德回到爷爷身边,说在家里没有找到他的香烟。铁匠要跟客户立个字据,一时找不到纸,就打艾哈迈德手里的作业本的主意,艾哈迈德说作业本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但是他的辩解无济于事,铁匠已经从他手中夺过作业本,艾哈迈德眼睁睁地看着铁匠从本子上撕下一页,坐在旁边的爷爷不但没有制止这种近乎野蛮的行为,反而帮腔说孩子要听大人的话。铁匠立完字据,继续向那个老头推销铁门,艾哈迈德一遍遍地问铁匠是不是内马特扎德先生,然而只顾谈生意的铁匠哪里听得到孩子的问话。谈完生意的铁匠骑上毛驴走了,艾哈迈德也跟着他朝波士提方向跑去。

  艾哈迈德一直追到铁匠家门口时,铁匠往驴背上放一扇小铁门,他的儿子从院门里走出来,肩上扛着另一扇铁门,铁匠将门放好后就去送货了,临走时叮嘱儿子好好写作业。铁匠走后,艾哈迈德问铁匠儿子知不知道内马特扎德家在哪里,铁匠儿子说自己就姓内马特扎德,但不是艾哈迈德想找的那一家,这一带的人都姓内马特扎德。艾哈迈德向铁匠儿子说明来意,铁匠儿子问他要找的那户人家的一些特征,艾哈迈德也不知道,铁匠儿子告诉他可以到那个养了很多羊、屋旁有一棵枯树的人家去看看。

  天色将晚。艾哈迈德按照铁匠儿子指的路来到这户人家,叫了半天也没有人应,后来终于有一位慈祥的老人听到喊声,打开窗户跟他答话。老人问他找谁家,艾哈迈德说自己也不清楚,只说想找内马特扎德还他的作业本。老人说自己恰巧知道内马特扎德家,而且刚刚还见过这孩子,五分钟前还在这里。艾哈迈德喜出望外,不仅终于有了找到内马特扎德的希望,而且老人还答应给他带路。老人年事已高,迈着缓慢的步伐给艾哈迈德带路,边走边跟他聊天。老人是个木匠,这一带村落许多人家的房屋门窗都是他做的,40多年前做的到现在完好无损。已是掌灯时分,灯光透过窗户的花格照洒到路面上,老人带着艾哈迈德慢慢地走慢慢地聊。经过一处泉水边,老人停下喝了口水,顺便洗了洗脸。艾哈迈德虽然想快些找到朋友家,但是面对步履蹒跚的老人也感到无奈,只有耐心等待的份儿。老人告诉艾哈迈德马上就到了,他们又走了几步,老人告诉他确切的地方,让他去还朋友的作业本,自己则在旁边等他。

  过了一会儿艾哈迈德回来了,老人问他有没有把作业本还给朋友,因为他没有听到敲门声。艾哈迈德闭口不答,但是我们隐约看到那个作业本仍然揣在他的衣服里面。老人想继续跟他聊天,向他展示自己做的门窗,但是艾哈迈德想起了买面包的事,买不到面包要遭爸爸的训,打算赶快回家。天已太晚,有一丝凉意,老人问孩子要不要穿上自己的上衣,艾哈迈德说不用了,那样会挨妈妈的骂。老人本想陪他一起回家,但因年老体弱,实在走得太慢,在将孩子送到村头后,就让他自己回去了。老人慢慢回到自己家,吃力地爬上楼梯,来到自己的房间里,然后轻轻地把刚才打开的窗户拉上。

  艾哈迈德显然刚刚挨过训,只见他依墙而坐,爸爸就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默不作声地听收音机。妈妈劝艾哈迈德吃饭,但是他不想吃,于是妈妈就当着爸爸的面把饭菜收进饭橱,对艾哈迈德说可以去写作业了。艾哈迈德来到另一个房间写作业,妈妈又把饭菜端到他身边,可是艾哈迈德只顾写作业。

  第二天,老师准时来到教室,像往常一样先检查学生们的作业。他从前往后又从后往前挨着个地检查,一边检查还一边现场评点。此时,艾哈迈德的座位空着,他显然迟到了。虽然还没有检查到内马特扎德,但他已垂下脑袋,因为他的作业本又不见了。马上就要检查到他了,他的神情越来越紧张。这时,有人敲教室的门,艾哈迈德终于到了。他来到内马特扎德身边悄悄说:“我把你的作业做好了”。他刚把作业本交给内马特扎德,老师就来检查了。老师没有看出这作业是艾哈迈德帮助他做的,而且给了他一个“良好”。

  【鉴赏】

  本片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成名作,也是他的首部进入国际视野的影片,先是在伊朗国内受到好评,荣获德黑兰电影节评委会特别推荐奖,从1989年起开始在欧洲放映,最早是在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荣获铜豹奖、评委会奖和费比西特别推荐奖,同年又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奖。由于我们对阿巴斯乃至整个伊朗电影都相当陌生,在评析这部影片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些背景资料。

  作为当今伊朗乃至世界最重要的电影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遐迩闻名。最早将阿巴斯推上国际影坛的洛迦诺电影节于1995年8月3日到13日举办了阿巴斯电影回顾展,放映了他从影以来的全部作品,电影节组委会在当年7~8月号的法国《电影手册》杂志上刊登的整版广告中这样评价阿巴斯:“这位天才的伊朗导演创造的视像标志着当代电影每年都在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该期《电影手册》(总共114页)还以48页的篇幅全面介绍了阿巴斯和他的影片。

  广告或许难免会有夸大和不实之词,但是那时阿巴斯的名声确实如日中天。虽然90年代刚刚过半,阿巴斯就已被认为是“90年代世界影坛出现的最重要的电影导演”。这个大胆的看法源于欧洲,但是很快就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塔伦蒂诺、库斯图里卡、吉迪古安、克拉比什、克莱尔·西蒙、戈达尔等欧美导演都对阿巴斯及其作品倾注了极大热情,尤其是向来喜欢发表骇人听闻的言论的法国导演戈达尔,据说在戛纳电影节看了阿巴斯的影片后公然宣称:“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基亚罗斯塔米!”

  在当时的西方影坛,阿巴斯的名声甚至超过了备受推崇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这在某种程度上跟戈达尔有关。1994年,戈达尔给纽约影评人协会写了一封书面谢词,婉拒该协会颁给自己的电影奖,同时谴责了美国人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成就置于基亚罗斯塔米之上的做法,为这位伊朗导演在美国遭到冷遇鸣不平(戈达尔更喜欢基亚罗斯塔米朴实的人道主义而不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诡诈的神秘主义)。戈达尔此举在美国影评界引起强烈反响。不久,由阿巴斯编剧、由担任过他的副导演的贾法尔·帕哈西执导的《白气球》(荣获1995年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在美国的艺术影院上映后,不但赢得广泛好评而且创造了伊朗电影在美国的票房记录,阿巴斯的名字也开始真正为美国观众所认识。

  阿巴斯的名声并非西方媒体制造或者炒作出来的,因为极力推荐和赞扬他及其电影作品的人士都是国际级的欧美著名导演,有刚出道的新秀也有享誉世界影坛已久的宿将。与此同时,东方电影大师黑泽明去世前不久也对阿巴斯表示了由衷的钦佩之情: “很难找到确切的字眼评论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只须观看他的影片就能理解它们是多么了不起。雷伊去世的时候我感到非常伤心,看了基亚罗斯塔米的影片后,我认为上帝派这个人就是来接替雷伊的,感谢上帝!” 人之将去,其言不仅善,恐怕也真。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于1940年6月22日出生在德黑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房屋装潢师),自幼痴迷于艺术,年轻时就读于德黑兰美术学院,边读书边在交通警察部门打工,同时从事广告创意、装潢设计之类的事情,13年后才完成学业。读书期间,他曾拍摄过近150部广告片,参加过若干部故事片的美术设计工作。1969年,受伊朗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简称“卡努恩”,西方拼音为“Kanun”)负责人之邀,阿巴斯在该机构创立了电影部,他在1992年之前拍摄的所有影片几乎都是这个机构出品的。

  截止到1995年,阿巴斯已经拍摄了21部影片,其中短片14部,长片7部。阿巴斯的短片作品既有故事片也有纪录片和科教片,为日后进行长片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一部长片《报告》拍摄于1977年,80年代相继拍摄完成了《小学新生》(1985)、《哪里是我朋友家》(1987)和《家庭作业》(1989)的拍摄。1990年,他根据一则新闻报道拍摄了《特写》,以纪录与虚构相互交织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名叫阿塞·沙布齐安的人冒充伊朗著名导演穆赫辛·马赫马尔巴夫行骗的故事。这是阿巴斯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其重要性在于引发了人们对电影观念的重新思考,让更多的伊朗人知道了电影,提高了伊朗电影的国际知名度。接下来的两部影片,即 《生命在继续》 (1992) 和 《橄榄树下》(1994) 为他赢得了多项国际大奖,而且首次为伊朗电影赢得奥斯卡奖提名。

  《哪里是我朋友家》的拍摄地点是在伊朗西北部一个叫做柯盖尔的小村镇及附近的几个村落,位于德黑兰以北约四百公里,《生命在继续》和《橄榄树下》也都是在这里拍摄的,许多国家的电影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些影片称为阿巴斯电影三部曲 (关于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影片,可参见本书的相关条目)。这三部作品(以及《特写》)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阿巴斯独特的艺术风格,首先应该提到的或许有以下几点:运用纪录电影手法捕捉生活的原初状态,同时打破现实与幻象的界限,偏爱儿童作为演员和表现对象,拒绝使用职业演员,重复表现同样的主题,反复推敲人物对话,情节乃至拍摄过程的不确定性,采用开放式的剧作结构和结尾,等等。

  阿巴斯之所以选择柯盖尔这样一个偏僻的高原乡村作为拍摄地点,是因为这里绿意葱翠,风景秀丽,当地人几乎没看过电影,甚至连电视也很少看过,当地民风质朴淳厚,没有或者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污染。谈到 《哪里是我朋友家》的最初构想,阿巴斯说有两件小事触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一件是他刚好有一个跟影片中的孩子同龄的儿子,一天晚上,他的一位朋友来访,儿子为了给他们买香烟竟然在德黑兰市区走了六公里的路。另一件是阿巴斯听说过的一位女孩帮助同学写作业的事情。但是,激发他创作这部影片的决定性灵感,主要还是来自伊朗诗人苏赫拉比·塞佩赫里的诗歌《哪里是朋友居住的地方》(阿巴斯确实将这部影片献给了诗人),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孩子寻找朋友住所的过程。

  阿巴斯影片中所说的“朋友”,与其说是指两个小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是超越了具体所指而延伸为抽象能指的“朋友”,或者是大写的“朋友”。艾哈迈德和内玛特扎德不过是普通同学关系,仅仅是同桌。艾哈迈德由于不小心将同学的作业本带回了自己家,于是,艾哈迈德踏上了漫长的征程去寻找朋友的家。来到朋友家所在的村子向遇到的每一个人打听“哪里是我朋友家”,可是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告诉他,或者没有人把他的询问当回事。最后,他在一位善良老人的引领下来到朋友家门口,却在距离朋友家只有“两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最终没有迈进朋友家的门槛,某种东西(比如羞愧,他先是错拿了朋友的作业本,耽误了朋友做作业,现在本子又被人撕下一页)阻止他去敲朋友家的门。

  阿巴斯对这个情节的处理颇具象征意味,这样的结局很好地体现了塞佩赫里诗歌的意境:“你转向那枝孤独的花朵,停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诗人,塞佩赫里极力反对伊斯兰教的形式主义,他的诗歌犹如神秘莫测的谜。塞佩赫里的这首诗表面看描写的是一个孩子寻找朋友住所的过程,但实际上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对“友谊”这样一种人间美好感情的存在提出的质疑呢?无论如何,阿巴斯复活了诗人的灵魂,赋予了影片某种神秘之美。

  现实粉碎了孩子的梦想,艾哈迈德反复穿越四遍的弯曲山路没有通往任何地方,最后,将他带回了出发点。他带着朋友的作业本回到家里,替朋友写好作业,以另一种方式使朋友避免遭到老师的处罚。他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欺骗了老师,这当然是一个错误,但他也是出于无奈,是成人社会的规则使然。他在“最后一分钟”将作业本交还给同学,当老师检查他们俩的作业时,竟没有觉察内马特扎德的作业是由艾哈迈德替他做的,对这位老师来说,作业的形式比内容更为重要。内马特扎德的作业本跟艾哈迈德的一模一样,只是内马特扎德的作业本中多了一朵小花,是那位老人在泉水边采摘后送给艾哈迈德的,成为了他这段艰难旅程的记忆。

  影片中描写的成人社会是一个墨守成规、懒于思考乃至麻木不仁的社会,他们只顾忙自己的事情,对艾哈迈德的行为或者觉得不可思议,或者没有把这个孩子出于纯真愿望做的事情当回事,不但没有帮助他寻找朋友的家反而利用他。当艾哈迈德对妈妈说自己错拿了同学的作业本时,她回答说“这是常有的事情”,当他急于寻找朋友的家时,爷爷甚至不惜以欺骗的手段支使他回家去拿香烟,为的是教孙子要有规矩(不管规矩是什么,规矩本身就是目的)。更令人伤心的或许是那位铁匠的行为,他将艾哈迈德心目中无比神圣的朋友的作业本毫不留情地撕下了一页,而且对孩子问的与生意无关的问题完全置之不理。影片中,只有那位热情的老人帮助了善良的孩子,但这样的老人基本上可以说是理想的或正在消逝或业已消逝了的人物,无论是其出场还是“谢幕”方式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以成人社会的观点看,艾哈迈德经过这段旅程或许会“成熟”许多,但这种成熟可能是以牺牲孩子对“真善美”的追求为代价的。阿巴斯的许多影片虽然都是以儿童作为主人公,但这不等于说他的影片是专门拍给孩子看的儿童片,而是以儿童的眼光返观成人社会,引发成人重新思考某些问题。比如,大人们总是认为教育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却很少想一想自己是否也应该从孩子那里得到某些启发。艾哈迈德帮朋友做作业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他使朋友避免遭到老师的处罚,坏事是他欺骗了老师。要想不欺骗,就必须诚实,可是在社会中尤其是成人社会中,诚实有时会得不到好结果。说到教育孩子要诚实的问题,大人们往往给孩子们讲述那则题为《狼来了》的寓言。人们只知道将这个寓言一代一代地讲下去,却很少想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则寓言中的孩子真的谎报“军情”了吗?那天,山中的饿狼也许真的来了,于是村民们纷纷举着锄头猎枪之类的东西来到村口准备应战,可是作为有灵性的狼们闻声后又回狼窝去了,因为它们知道,在人有防备的情况下来到村里觅食的后果。第二次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到了第三次,大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孩子的话了,也就不再防备,于是狼群乘虚而入……难道受害者仅仅是那个孩子吗?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童言无忌”,大人们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教育孩子,惟独在培养孩子的诚实品德方面恐怕没有资格。在这方面,大人们倒是应该多读读另一则寓言《皇帝的新衣》,阿巴斯许多影片中的成人都像这则寓言中的大人们一样荒唐可笑。

  阿巴斯往往采取即兴的方式拍片,拍摄前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有一个拍摄大纲。他喜欢采用场面一段落镜头,拍摄过程中尽量不切分镜头,以中近景为主,尽量不用特写,让演员自然地表现自己的真实生活状态。他非常重视演员的表演,以致有人说他是“演员至上主义”。他是以演员为主安排摄影机,而不是让摄影机牵着演员走。一般情况下,他不确切地告诉演员该怎么演,只是提示一个大概的情境,以发挥演员自己的想像力。《哪里是我朋友家》中的两个孩子流露出自然的童稚和纯真的目光犹如宝石闪闪动人,他们的表演就是导演独特的引导方式的结果。比如第一场戏中,有一个镜头讲述的是由于丢了作业本被老师责备时号啕大哭的内马特扎德,拍摄前导演让他回想,他在昨天晚上不小心弄坏了一架价值昂贵的宝利来照相机,而艾哈迈德坐在内马特扎德身边担心的表情,是导演让他练习心算时流露出的表情。阿巴斯说:“如果角色需要害怕的感觉时,我会尽量设法让他们真的害怕,我强调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是真的,无法忍受人为的情绪反应。”另一方面,本片毕竟是一部故事片,每个孩子都知道这是在拍电影,但是阿巴斯善于耐心启发演员自然地表演,选择合适的时候拍摄,以获得真切而自然的画面。阿巴斯没有把事先写好的台词让他们念,只是从孩子们的经验中寻找适当的感情。阿巴斯认为:“拍摄孩子的时候,只有相机行事,别无其他选择,采用非职业演员也是同样的道理。”

  作为阿巴斯的成名作,《哪里是我朋友家》已经包含了阿巴斯电影的许多元素:近乎纪录片的真实感,非职业演员的出色表演,人道主义的语调,对严厉苛刻的权力人物的间接控诉等,这些也是近年来伊朗电影中的普遍特征。说起阿巴斯电影的纪录片风格,或许应该提到这样一则趣事:1993年的某一天,伊朗电视台再次播放了《哪里是我朋友家》。次日,阿巴斯因出国来到德黑兰机场,机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认出了他,就对身边的同事说此人就是《哪里是我朋友家》的导演,这位同事怀疑地说:“这部片子有导演吗?”因为他觉得这部影片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平常,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阿巴斯认为这是对他的影片的最好夸奖。

  阿巴斯获得的国际性成功是以近年来伊朗电影的复兴为背景的,他是发端于1970年前后的伊朗新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伊斯兰国家,伊朗长期以来对电影持坚决抵制的态度。的确,从1900年一个叫沙阿·莫扎法·阿尔丁的摄影师把电影带到这个国家到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伊斯兰社会活动分子始终指责电影和它带来的不良影响,甚至出现过烧毁电影院的事情。然而,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伊朗新电影开始出现第一次浪潮,早期的代表人物有达鲁什·麦赫伊(《母牛》,1968),紧随其后的是阿米尔·纳德里(《奔跑者》,1973),以及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报告》,1977)。这些新生代导演拒绝性和暴力以及过分依赖印度电影(对印度电影的依赖是巴列维时期通俗电影的主要特征),而是主张采用现实主义的新风格,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在当时的伊朗被广泛上映并受到极大推崇。当时的社会已开始普遍憎恶布尔乔亚式的对美国现代化的效颦,结果是催生了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影片的创作,导致伊朗电影向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归。

  1979年发生的伊斯兰革命是伊朗电影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机。在经历了革命后短暂的沉寂之后,伊朗新电影在80年代中期再度复兴。为了保证革命后的电影繁荣发展,新伊斯兰政权不再烧毁影剧院,在建立民族电影这一点上也达成共识,采取积极的举措以使电影工业合理化,支持本土电影的生产。过去被当作轻浮的上层建筑遭到排斥的电影,已被接纳为伊斯兰文化基础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发展伊朗电影的过程中,政府内部最具影响力的人也许是穆罕默德·卡塔米,他曾经是“伊朗之春”运动的发起人,后来当上了伊朗总统。他在长期担任文化部长期间(1982~1993)倡导的观念,已被带入伊朗的主流政治生活。1983年成立的法拉比电影基金会开始负责管理外国影片进口事务,也开始为本国的电影生产提供免税和低息贷款。

  虽然革命后的伊朗电影就已开始在国际电影节上亮相,但直到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才开始真正受到世界影坛的瞩目,而且结果可以说是一鸣惊人。1988年,纳撤尔·塔戈瓦伊的《科尔西德上校》获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铜豹奖,第二年,阿巴斯的《哪里是我朋友家》再度获此殊荣。1990年,意大利佩扎罗电影节将重点放在对伊朗新电影的介绍上,结果是全世界放映的伊朗电影呈突然上升趋势。许多伊朗电影导演在1979年的革命中都离开伊朗,但是阿巴斯留在了国内,后来的事实表明,那些离开伊朗的电影导演没有留在国内的导演取得的成功大。当代的伊朗重要导演还有穆赫森·马克马尔巴夫,贾法尔·帕哈西,玛索德·贾法利·约扎尼,基亚努什·阿亚里,普朗·德拉克山德赫,拉克斯坦·巴尼—伊特迈德,纳赛·塔吉瓦伊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阿巴斯在提携年轻电影导演方面不遗余力,他曾经为不少年轻导演当过剪辑,写过剧本,比如,前面提到的那部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的《白气球》,就是阿巴斯为当过自己的副导演的贾法尔·帕哈西编写的剧本,甚至有人认为阿巴斯在当代伊朗电影界扮演着“教父”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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