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赴难”和“逃难”》原文、注释和赏析

【导语】:

《论“赴难”和“逃难”》是鲁迅写的一篇文章,关于《论“赴难”和“逃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一直受到关注,来了解一下吧。

  编辑先生:

  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因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 “逃难党” 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我想,一半是对的。那时的北京,还挂着 “共和”的假面,学生嚷嚷还不妨事;那时的执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团体为他开了 “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的段祺瑞先生,他虽然是武人,却还没有看过《莫索理尼传》。然而,你瞧,来了呀。有一回,对着请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兵们最爱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的学说来解说,也是说得过去的。总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学子”。然而还可以开追悼会;还可以游行过执政府之门,大叫“打倒段祺瑞”。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又还挂着“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来了呀。现为党国大教授的陈源先生,在《现代评论》上哀悼死掉的学生,说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语丝》反对了几句,现为党国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报》上发表一封信,说这些言动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这实在已经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锻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平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 “赴难” 的一个。

  那么,“不逃难”怎样呢?我也是完全反对。自然,现在是“敌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我想,还是前一着堂皇些,将来也可以有一本烈士传。不过于大局依然无补,无论是一个或十万个,至多,也只能又向“国联”报告一声罢了。去年十九路军的某某英雄怎样杀敌,大家说得眉飞色舞,因此忘却了全线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国其实还是输了的。而况大学生们连武器也没有。现在中国的新闻上大登“满洲国”的虐政,说是不准私藏军器,但我们大中华民国人民来藏一件护身的东西试试看,也会家破人亡,——先生,这是很容易 “为反动派所利用” 的呵。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谁都说不出那里是安稳之处来,因为到处繁殖了猎狗,诗曰:“趯趯巉兔,遇犬获之”,此之谓也。然则三十六计,固仍以 “走” 为上计耳。

  总之,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为何如?能给在《涛声》上发表,以备一说否? 谨听裁择,并请

  文安。

  罗怃顿首。一月二十八夜。

  再:顷闻十来天之前,北平有学生五十多人因开会被捕,可见不逃的还有,然而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图反动”,又可见虽“敌人未到”,也大以“逃难”为是也。

  二十九日补记。

鲁迅《论“赴难”和“逃难”》原文、注释和赏析

  【析】 鲁迅在杂文创作中,既不满足于一般的就事论事,也不满足于稍胜一筹的就事论理。他所追求的是在具体的事理之外,挖掘出隐含的社会政治原因,使之直接呈现在读者的理性观照之内,从而使读者对于所论之事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论“赴难”和“逃难”》即是这样一篇力辟俗议、廓清是非的时评,它与《学生与玉佛》、《逃的辩护》等文一样,通过对某些关于青年学生的种种议论的深入剖析,无情地揭穿了国民党统治 “攘外必先安内” 的投降主义真面目。

  这篇杂文的锋芒其实并非完全指向周木斋对北京大学生的责难,而是借周木斋的错误论点展开议论,层层剥笋似地把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国民党统治当局的险恶嘴脸一一暴露出来。鲁迅首先抓住周木斋文中 “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 的说法,列举1926年“3.18”惨案之后,青年学生还能举行追悼会和游行示威的事实,对比1931年“12.17”惨案,学生为促使国民政府抗日而发起的和平请愿,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镇压,并把死难学生说成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能召开的实情,证明北京改为北平,“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其责任决不在青年学生本身,而在于国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北洋军阀政府虽然腐败凶残,但还不敢公然撕下民主共和政体的幌子,而国民党当局却可以假借“党国”的名义,毫无顾忌地施行暴力和专制。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本质的同时,鲁迅笔锋一转,旁及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勾划出他们献媚于权贵的真相。他们为了矫正青年“五四”式的“坏脾气”,与政府、军人、警察,侦探一样,“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他们提倡青年“走进研究室”,以销磨青年的斗志,为反动统治粉饰太平。假如学生不肯就范,那么他们就会施展一贯的诽谤伎俩,如散布“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受墨斯科的命令”之类的谣言,从而把青年推向反动统治的屠刀。鲁迅以自己的切身经验,认定了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只不过是一群国民党反动统治阴险的帮凶而已。

  进而论及“赴难”,鲁迅指出青年学生在未经组织和训练之前,即上前线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无异于自蹈死地。那种“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的论调,貌似慷慨激昂,实则毫不负责。况且中国众多的兵警尚不抵抗,又如何责难赤手空拳的大学生呢?所以鲁迅反对大学生做这种无谓的“赴难”。至于“逃难”,鲁迅也并非完全赞同。多年推行的奴化教育,已使部分学生丧失了起码的自卫能力,即使逃了出来,也难免为黑暗的社会所吞噬。在这种情势下,斤斤计较于“赴难”与“逃难”的孰是孰非是毫无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学生“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在鲁迅的这种鞭辟入里的论说面前,周木斋对大学生的责难也就难以立足,反而显出了自己的肤浅和昏聩。

  鲁迅采取了声东击西、借题发挥的战术,在对“赴难”与“逃难”的论辩中,乘机揭穿了国民党统治和现代评论派学者们的丑恶面目。尖刻的讽刺性与严肃的论战性的高度结合,以及寓理于情的表达方式,使此文产生了相当的艺术感染力。而这种感染力的形成,最终还应归结到作者对事物深入底蕴的观察。正因为鲁迅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包含的道理洞若观火,了如指掌,才使得这篇杂文的写作摆脱了那种自发的日常情感状态,而上升到一种清醒的内在的自觉状态。

  字数:3166

  作者:丁瑞根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598-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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