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世故三昧》原文、注释和赏析

【导语】:

《世故三昧》是鲁迅写的一篇文章,关于《世故三昧》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来了解一下吧。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 “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 “不通世故” 的缘故。

  现在我假设以这样的话,来劝导青年人——

  “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赂;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绍介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实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像明末的郑鄤那样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的紧要。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 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

  这是处世法的精义,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在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呜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费了。

  然而倘说中国现在正如唐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而且,对于看了我的劝导青年人的话,心以为非的人物,我还有一下反攻在这里。他是以我为狡猾的。但是,我的话里,一面固然显示着我的狡猾,而且无能,但一面也显示着社会的黑暗。他单责个人,正是最稳妥的办法,倘使兼责社会,可就得站出去战斗了。责人的“深于世故”而避开了 “世”不谈,这是更 “深于世故”的玩艺,倘若自己不觉得,那就更深更深了,离三昧境盖不远矣。

  不过凡事一说,即落言筌,不再能得三昧。说“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谛,在行而不言; 我现在一说“行而不言”,却又失了真谛,离三昧境盖益远矣。

  一切善知识,心知其意可也,唵!

  十月 十三日。

鲁迅《世故三昧》原文、注释和赏析

  【析】 这是鲁迅在1933年10月13日写的一篇关于社会批评的杂文。文章载同年11月15日《申报月刊》 第三卷第十一号,后收入 《南腔北调集》。

  世故,是指待人接物的处世经验。三昧,原是佛家语,它是佛家的修身方法之一,也泛指事物的诀要或精义。这篇杂文是借谈待人接物处世的诀要,批判不问是非曲直和圆滑的处世哲学,揭示造成这种世故的社会根源,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反动统治者治理下的黑暗社会的。

  文章从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 引出要说的话题,接着摆出作者要论述的观点:“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 ‘不通世故’ 的缘故。”这个论点是鲁迅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的深刻体会,也可以说是他的经验之谈。1925年,鲁迅因为对高长虹利己自私的行为明确表示不支持,曾被高长虹诬为“世故老人”。正是因为鲁迅在处世待人的过程中主持正义、坚持原则而得罪了高长虹,所以得到了 “世故老人”的恶谥。为了充分说明这个观点,鲁迅在文章中进一步以自己经历的事实加以证明,同时对不问是非曲直、圆滑的处世哲学进行了讽刺批判。

  1932年,鲁迅受人之托,为程鼎兴的亡妻金淑姿的遗信集写序。鲁迅与程鼎兴、金淑姿并不认识,“毫不相干”,可不料却有人说金淑姿是鲁迅的小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鲁迅为着斗争的需要,翻译介绍了苏联科学的文艺理论,于是有人在1931年2月6日于上海出版的 《金钢钻报》 上发表 《鲁迅参加左联的动机》一文,其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个卢布,在沪充当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而梁实秋在与鲁迅的论争中,也诬鲁迅拿了苏联卢布。鲁迅对这种诬蔑感到气愤,据此,他以假设性的语言从反面加以推论,要青年人“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会被指为反动分子”。“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赂;倘使那是女人,你就会被疑为他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以此对那些不问是非曲直、信口胡言的种种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诬蔑女师大学生可以“叫局”,人们于是相传女师大学生可以叫出来嫖,谣言越传越厉害,人们越传越觉得有趣,甚至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也参与议论。鲁迅以事实揭穿了谎言,却遭到同事的白眼,甚至以后不和鲁迅谈天者两三月。鲁迅以幽默的口吻说,“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辩正谣言,“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自己倒楣”。

  鲁迅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敢于主持正义,坚持真理,是非鲜明,勇于向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作不妥协的斗争。但当时的社会却给了他不公平的待遇。鲁迅从自身的遭遇中,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精于世故,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使然。所以文章严正指出目前的现实中,“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是由于反动统治者的专制、社会的黑暗,人们不敢明言,因而“义愤的声音”是“很少听到的”;有的人甚至已经麻木不仁,“以为和自己不相关”,“ ‘世故’ 深到不自觉 ‘深于世故’”。这既反映出了鲁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愤怒,也揭示出了人们世故的社会根源。

  本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反话正说。文章中,作者以假设性的语言,装出作古正经的面孔,讲出看似正确实则乖谬的道理,从而产生了深刻的讽刺效果。文章通过分析揭示的处世的精义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不开口”,不表态。它披着 “真理”的外衣,却包裹着错误的内涵。虽然文章所揭示的这个处世的精义是经作者分析论证,有根有据,看似言之成理的,但它实际上并不符合作者的本意。鲁迅一生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敢于斗争,最厌恶“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不开口”,不表态的圆滑的处世态度。但文中的鲁迅 却以 “世故老人” 的口吻讲出为人处世的“精义”,将错误的东西推展出来,让人们在欣赏中深悟其谬,这正是本文写作上的高着。

  字数:3037

  作者:胡永修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615-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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