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活对象,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宝钗。这是为什么呢?

【导语】:

周思源:亦玉亦石说宝玉 红楼人物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周思源教授,大家欢迎。 曹雪芹在《红楼梦》一开篇就交代,女娲

  周思源:亦玉亦石说宝玉

  红楼人物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周思源教授,大家欢迎。

  曹雪芹在《红楼梦》一开篇就交代,女娲炼石补天时,在大荒山无稽崖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顽石。最后一块无材补天,不得入选,被弃在青埂峰下。那石头就“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这就是《红楼梦》悲剧故事的由来,也是衔玉而诞的贾宝玉的由来。说他是石,他有了灵性的慧根;说他是玉,他又有石的冥顽愚钝。请周思源先生为咱们“亦玉亦石说宝玉。”

  周思源: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是《红楼梦》中除了王熙凤之外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正确理解宝玉、黛玉、宝钗这三个艺术形象及其关系,是解读《红楼梦》的基础。这三个人物似乎都不难理解,但是仔细琢磨一下,又都有些扑朔迷离。这正是《红楼梦》经得起反复的品味式精读和反复的解剖式研究的重要原因。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男一号,他身上存在着许多矛盾现象。

  大观园成立诗社的时候,薛宝钗给贾宝玉起了两个别号,一个叫“无事忙”,另一个叫“富贵闲人”。既然“无事”,怎么还“忙”呢?可见还是“有事”。可是既然“忙”,怎么又成了“闲人”呢?他到底是“忙”还是“闲”?他都忙些什么事呢?为什么在有些人眼里,甚至同一个人看来,他是“闲人”却“无事忙”呢?李纨建议贾宝玉用他的旧号“绛洞花王”(三十七回)。“绛”是深红色,“花王”是管理花儿的。可是贾宝玉的前身是神瑛侍者,花王怎么又是侍者呢?曹雪芹为什么把贾宝玉住的院子命名为“怡红”院呢?贾宝玉做诗题名用的是“怡红公子”(三十八回)。在“神瑛侍者”、“怡红公子”、“无事忙”、“富贵闲人”、“绛洞花王”这些看来矛盾的别号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是我们在读《红楼梦》时应当特别注意的。这种矛盾现象很多:

  贾宝玉是以疼爱少女们闻名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她们操碎了心(三十一回)。但有时候宝玉脾气大得出奇,象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式的公子哥儿。第八回宝玉早晨让茜雪留着的一碗枫露茶由于被奶奶李嬷嬷吃了,宝玉大怒。曹雪芹写道:“宝玉听了,将手中的茶杯只顺手往地下一掷,害啷一声,打了个粉碎,泼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起来问着茜雪道:‘她是你那一门子的奶奶,你们这么孝敬她?不过是仗着我小时候吃过她几日奶罢了。如今逞的她比祖宗还大了。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白白的养着祖宗作什么!撵了出去,大家干净!’说着便要去立刻回贾母,撵她乳母。”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为都蛮不讲礼,毫无教养,没有良心。由于袭人极力劝谏,李嬷嬷没有被撵,但是茜雪却被撵走了(十九回李嬷嬷要吃给宝玉留着的酥酪,晴雯不让,他嬷嬷提到了“上次为茶撵茜雪的事”)。这茜雪在贾府有年头了,在宝玉的十六个丫头中是个有点身份的,可不是小红这样的普通丫头。贾府的丫头有着严格等级,《红楼梦》三十六回有交代。袭人是宝玉的首席大丫头,因为她原来是伺候贾母的,所以月钱和金钏一样是两银子(五十六回,小姐月钱二两),晴雯、麝月等七个大丫头月钱一吊,就是一千个钱;佳蕙等八个小丫头每人月钱五百。一两银子相当于两吊铜钱。四十六回鸳鸯对平儿说:“这是咱们好,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钏儿、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钏,去了的茜雪,连上你我,这十来个人,从小儿什么话不说……”琥珀是贾母的丫头,月钱一两的,地位仅次于鸳鸯;金钏、玉钏、彩霞都是王夫人的主要丫头;素云、紫鹃、翠缕分别是李纨、黛玉、史湘云的首席大丫头,可见茜雪的地位不在麝月之下。可是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宝玉把她撵出了贾府。虽然当时宝玉有点醉了,第二日总醒明白了,但他并没有把茜雪找回来,可见宝玉醉酒并不能说成是撵走茜雪的原因。从这种贵族人家被主人撵出来,会被家人和别人认为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被人看不起。十九回袭人怕由于李嬷嬷吃了宝玉让留下的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等事”二字,就可以看出,宝玉大耍公子哥儿脾气的事情不少。三十回因为丫头开门迟了一点,“宝玉一肚子没好气,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及开了门,并不看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们,便抬腿踢在肋上。”踢得袭人吐血,宝玉也很后悔。果真踢的是那些小丫头们,他会如此悔恨吗?

  贾宝玉的叛逆性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但是有时候他的表现实在太差,不仅谈不上叛逆,简直有逃避责任之嫌。金钏之死最初是宝玉惹祸引起的,但是在王夫人打了金钏一巴掌后,宝玉逃之夭夭,没有采取任何救助行为,甚至在金钏被撵之后都没有去探视安慰一番。金钏之所以自杀,是因为觉得实在太冤屈,被主人撵出来没法见人。她这个弱女子,只能用生命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贾宝玉能站出来说几句话,承担一点点责任,洗刷一下金钏的冤屈,金钏也许就不会自杀。贾宝玉没有尽力救助晴雯就更不应该了,晴雯是他最信任的丫头,而且人品高洁。其实贾宝玉是有力量救她的,至少可以大大减轻她的痛苦。王夫人和贾政不完全一样,贾宝玉如果对母亲耍赖,或者去求贾府的老祖宗贾母,晴雯即使不能回到怡红院,但是也不至于就这么悲惨地死去。而且司棋拉住贾宝玉哭求救助,他也只是恨得瞪眼而已。

  贾宝玉显然是寄托着曹雪芹某些人生理想的艺术形象。曹雪芹既然一再强调当时已经是“末世”,虽然他把贾宝玉塑造成了一个不爱读经,不愿走仕途经济道路的人,但是贾宝玉却没有做一件改变这个“末世”的事。这是否也是贾宝玉身上的一个矛盾现象?

  要认识曹雪芹赋予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的丰富内涵,我们就要从小说开头的两个神话入手进行分析。因为在这两个神话中曹雪芹为贾宝玉艺术形象注入了文化基因。

  一个是女娲补天神话。

  原来的神话是两个人争斗,失败者撞断了天柱,结果女娲炼石补天。曹雪芹在这个传统补天神话基础上做了延伸,转移了重点。说是女娲炼石补天时多炼了一块,弃之不用。由于此石通了人性,于是生出了种种故事来。这样,虚构的部分在小说中就成为老神话的新重点。女娲是神,她锻炼出来的石头肯定块块都是合格产品,由于她计算不精的错误,多炼了一块,非但不让它补天,还弃之于山下。所以这块石头有补天之才,却无补天之命。而这个不公平的命运是女娲也就是“天”造成的。连脂砚斋都为它鸣不平:“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甲戌本夹批)。曹雪芹批评“天”即批评当时的社会环境不让这些真正有才干的人去为社会出力。这是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批判!这块石头“自经锻炼之后,通了灵性”,有了人的要求,“遂自怨自叹”,怨谁呢?不单是怨自己命苦,也包含着对天的埋怨和不满。因此所谓“无材补天”,实际上是无命补天!另一方面,从石头要求一僧一道带他到“红尘”去“受享几年”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明白石头在天堂世界,而他并不满意这个“天堂”,这才要求下凡。

  这个补天神话为贾宝玉注入了个文化基因:一个是对“天”也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的反叛,二是对传统价值观的蔑视。这就是贾宝玉为什么不爱读经,反而爱读《西厢记》、《牡丹亭》之类被主流社会认为不入大雅之堂的书籍;产愿走仕途之路,不愿和贾雨村这样的为官作宦者交往,而和社会地位极低而人品高洁的戏子成为好友,对处于半奴隶状态的丫环同情、爱护的根本原因。这在当时那个以严格的等极制度为核心的封建社会末世中具有极大的进步性。三是女性崇拜。一个文化基因是,这块石头虽然经过女娲锻炼,灵性已通,但是毕竟外观和质地“粗蠢”。第一回短短十几行中,“粗蠢”出现两次,“蠢物”和“质蠢”各用了一次。后来石头被和尚化为一块晶莹美玉,成了贾宝玉出生时含在嘴里的那块通灵宝玉。所以它是真石头,“假”宝玉。它既有“晶莹美玉”充满灵性的一面,又有“粗蠢石头”愚蠢粗俗的一面,贾宝玉性格中明显的玉石两重性就是由此而来的。用现代观念来看,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上,从猿到人,经历了兽性、人性两个阶段。我们将一些坏人干坏事叫做“兽性大发”。而人性发展到高级阶段,人性中最美好的那些已经达到神性的高度。中国自古以来流行玉崇拜,在贾宝玉身上就体现为玉性。而石性则是人性中普通的那些,包括普通人所具有的缺点。贾宝玉是“真石头”,所以他也有这些缺点就不足为怪了。贾宝玉对待茜雪、金钏、晴雯、司棋、袭人等那些事,正体现出他假宝玉那一面。曹雪芹正是通过这些石性写出了贾宝玉不是神,他是个普通人,也具有普通人的弱点。这些弱点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是贾宝玉身上同样深深地烙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落后成分,主要是宗法制度对心灵的摧残与束缚。所以贾宝玉对父母的错误不仅不敢有任何公开反抗,连想都不敢想。贾宝玉不是巴金笔下的觉慧。这正是曹雪芹忠于现实的宝贵之处。

  第二个神话是曹雪芹虚构的还泪神话。

  也有些学者把它叫做(仿)拟神话或者亚神话。这个神话中神瑛侍者和女娲补天所炼的那块石头具有哲学和艺术上的同一性。“瑛”字意思是“似玉之美石”,很美,象玉,不过还是石头。而且神瑛侍者与那块补天之石一样,也不愿在天为神,“凡心偶炽”,下凡成了贾宝玉。所以这两个神话的共同之处是,石头和神瑛侍者都是对天堂生活有所不满,不愿在天堂为神,都带有叛逆性;都是真石头,假宝玉,都体现了贾宝玉艺术形象的玉石两重性。但是还泪神话不是补天神话的翻版或简单补充,它的内涵丰富得多。从对于贾宝玉的文化基因角度来说,主要是明确了他在天堂的身份和工作:他在西方灵河岸旁警幻仙子手下工作,虽然是神,不过级别较低,是个侍者,就是服务员。为谁服务呢?为花花草草浇水。从绛珠小草由变成一个女孩来看,这个神话的核心是:暗示神瑛侍者伺候着众多女性。神瑛侍者虽然成了荣国府贵族公子贾宝玉,但他在包括许多丫头在内的少女们面前,依然扮演着“侍者”。“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代表女性,“怡”在这里是使动用法,“怡红”就是使女性快乐。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要表达的是,男性要为女性创造一个能够施展才干的良好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使女性生活得愉快。这种对女性尊重、将女性置于与男性同等地位甚至更高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当时十八世纪中期的欧洲也处于前沿。

  《红楼梦》开头曹雪芹就表示这辈子见过许多异样女子,行止见识都比他强得多,所以要为“闺阁昭传”,为这些德才出众的女性立传,就是“颂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红楼梦》的所有人物,凡是同一辈份者,男的一律不如女的。贾府地位最高的是老祖宗贾母,她年轻时比王熙凤还能干,但是人品显然比她好。贾府第三代“文”字辈最能干的不是一味好道的贾敬,也不是内不会治家外不擅用人的贾政,更不是老色鬼贾赦,而是那个小事不管而特别注意抓大事的王夫人;贾宝玉不仅是第四代“玉”字辈杰出代表,也是贾府所有男性中的佼佼者。但和同辈的姐姐妹妹们一比,他就逊色了,常常自叹不如。有时候,比如元春省亲时做诗,全靠黛玉、宝钗帮着作弊,这才蒙混过关。第五代的贾蓉和秦可卿的远见卓识、才干、声望那就差得没法比了。所以曹雪芹要“颂红”。

  但是这些女性都以悲剧命运了结一生,从而表明这个社会必须灭亡,于是曹雪芹在“悼红轩”中写这部《红楼梦》,要让这个社会最后来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是“悼红”。所以,以贾宝玉为主人公的《红楼梦》的深层意蕴,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颂红、怡红、悼红”这六个字。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贾宝玉的那几个别号了。他住在怡红院,“(那些水)共总流到这里,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十七回-十八回)大观园所有的水(象征少女)都汇众到怡红院附近,怡红院是少女们的活动中心。所以贾宝玉就成了“绛洞花王”,“无事忙”,他成天忙的都是为姐姐妹妹们服务的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她们操碎了心。但是,从封建道德规范来看,在封建意识严重者眼里,贾宝玉忙的这些事都不是正事,所以才说他是“富贵闲人”。整天闲着,却不去读四书五经,不去为自己的举业、前程奔走操心。

  贾宝玉叛逆却没有斗争,他不是斗士,更不是英雄。无论是石头或神瑛侍者,他们下凡都不是来改造这个世界,而是羡慕红尘繁华,来享受(“受享”)人生。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来补天的,因为曹雪芹生活的雍正、乾隆时期,尽管当时被称为盛世,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是盛世,但是曹雪芹已经深刻地看出它的本质,一再强调当时已经处于“末世”。那个“天”已经没法再补了。也就是说,那个社会必须彻底改变。在小说中曹雪芹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人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个是对社会作出贡献,这就是“补天”;还有一个就是要享受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就是“受享”。石头既然无命补天,而它又通了灵性,具有了人的基本要求,那么它就应该有权受享,享受人性需要的物质生活、精神自由,满足情感需求,这具有充足的合理性。这和西方十八世纪流行起来的“天赋人权”观念是一致的。所以贾宝玉特别不愿受家庭、礼教的束缚,千方百计想要挣脱它。因此,贾宝玉不是一个“补天”型人物,而是一个“受享”型形象。我们可以仔细看看贾宝玉在小说前八十回中的所有行为,他有过补天的打算吗?做过一件补天之事吗?都没有。所以贾宝玉无论上学还是完成父亲给自己留的作业,他都凑合了事,应付差使。他也不愿意和那些忙于补天的人如贾雨村等交往。谁如果要劝他做些有助于补天的事,他就会生气,薛宝钗、史湘云都为此碰过钉子。而他和黛玉之所以情投意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黛玉从来不对他说有关补天之类的“混帐话”。高鄂所补后四十回与曹雪芹前八十回的一个重要区别和差距,就是贾宝玉尽管最终出家,但是他毕竟应试“补天”去了。

  因此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红楼梦》所写的内容,那么它写的不是“补天”,而是“受享”。那么这样说会不会贬低《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呢?不会。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享受”(《红楼楼》里叫“受享”)仅仅看作是物质享受,是所谓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如果以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

  享受=物质享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实际上享受不仅仅是物质,还有精神的。不同社会和不同人格修养者有大不一样的享受观。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表达的“受享”是对自由、平等这样一些精神世界很高层次的蒙胧追求。明代中后期一些中国文人开始猛烈抨击程朱理学,要求挣脱束缚人性的封建礼教,著名思想家李挚明确提出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们重视实现人的自身价值。曹雪芹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对社会作出贡献和接受回报,受享人的基本权利,是人性的两个基本要求,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当“石头”不但被剥夺了补天权利并被抛弃时,他的受享要求就更加值得同情与肯定。受享可以出于不同目的,通过不同途径获得,受享者在自己的付出上有大不一样的表现。总之受享有不同类型,同一类型还有不同高下的层次之别。贾宝玉对精神自由、真诚感情、对少女人格的尊重以及对比较平等的人际关系的执着追求,是他“受享”的基本内容。贾宝玉对传统观念中走仕途经济的所谓“正事”不感兴趣,在为姐妹们的“忙”中受享到了精神上的无比快乐。在宋明理学越来越走向扼杀人性的清代,当理学日益腐败而成为礼教,这种张扬个性,要求实现自我价值和完善人性的观念,是超前意识,至今发人深省。相反,这是从更深层次上彻底否定了当时那个号称“盛世”实际上已经是“末世”的社会,因此“受享”的进步意义丝毫也不亚于“补天”。无论是贾宝玉形象还是小说的思想价值,都比写一个“补天”的故事要深刻得多。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并不缺乏“补天”型人物,但是却没有一个贾宝玉式的“受享”类艺术形象。《红楼梦》的现代性和它的无穷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此。

  将贾宝玉塑造成为一个受享者,并不意味着曹雪芹完全否定补天的必要性。这里我们要回到补天神话的“石头”,因为石头被女娲炼出来就是为了补天之用的,它当然愿意在补天的伟业中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这个社会已是“末世”,它不允许众多有才干的青年男女补天并将他们推入深渊。这个社会毁灭了这么多有才干的青年男女,那么这个社会自身就应该毁灭,所以曹雪芹最后要让它“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由于曹雪芹不知道未来之世什么样,所以他才感到悲哀,并将这种情绪镌刻在贾宝玉的骨子里,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论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是文艺批判包括《红楼梦》研究的经典性标准之一。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受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先入为主,就难以解释既定理论外的艺术现象,几乎一致公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贾宝玉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从二百多年前的脂砚斋到当今读者,无不感到贾宝玉身上许多十分奇特之处,无论是人物本身还是曹雪芹塑造他的方法,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传统理论都很难解释得圆到,往往十分勉强,有削足适履之感。那是因为我们先验地有了一个框框:最伟大的作品必定是而且只能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决不可能是别的。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去套,自然会有套不进去或不大恰当之处,于是要么回避,要么认为曹雪芹没有做到严格的现实主义,甚至是“败笔”。如果我们不存先入之见,而是完全从作品的实际出发,那么就不难发现,曹雪芹在出色地使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还大量地成功使用了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我们面前分析的那两个神话只不过是闻突出的代表之一。在长篇小说中运用典型化手法与非典型手法相结合,塑造出了以贾宝玉为代表的一系列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是生活在十八世纪的曹雪芹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他第一个解决了象征主义不能创作长篇小说的世界性难题。

  曹雪芹不仅在人物定位上以“受享”为基本态度突出了贾宝玉的非典型色彩,而且从他的长相、言语内容和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将这一非典型特征具像化。中国男子汉的标准是伟丈夫,志向高远,充满阳刚之气。而贾宝玉不然,他从长相、脾气到言行都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但虽有脂粉气却绝无娘娘腔,而是一个特别突出的“痴情”男子。从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连说了他四次“奇”开始,前八十回中曹雪芹通过各色人等之口,对贾宝玉基本个性的评价就是“奇”,而在不同地位与文化层次的人们眼里则视为“疯、呆、傻、痴”,总之,千方百计地突出他和任何人的特异。王夫人说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疯疯傻傻”;袭人说他“性情乖僻”(二回),有时在背后索性叫他“呆子”、“傻子”(五十七回);兴儿则说他“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外清而内浊(六十六回)。而且贾宝玉自幼说话就令人感到“奇怪”(冷子兴语),七八岁的孩子居然会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类似此类的“疯话”不少,以至于外人皆知。他从小爱吃胭脂,为姐妹们调脂弄粉,为丫环们顶杠,对姐妹们体贴入微等等。这些大家都极其熟悉的,毋庸赘言。总之,从传统意义上来看,贾宝玉几乎事事出格,用常规观念就觉得不可理解,而这正是曹雪芹要达到的目的。脂砚斋也多次说他“奇”。这“奇”正是曹雪芹有意识地提醒读者,贾宝玉几乎是一个突出的“另类”,是作者故意用非常规方法将他放在非典型环境中塑造出来的非典型性格。所以脂砚斋等提醒读者不能以常规角度来看他方是会看,畸笏叟甚至干脆提醒读者“勿作正面看为幸”。(庚辰本十二回眉批)

  贾宝玉是一个叛逆性或者说颠覆性形象,被他颠覆的不仅有走仕途经济道路之类,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严格等极关系,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甚至还有对至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男性中心社会的怀疑否定。但是贾宝玉的这种颠覆无论是主观还客观上都不可能彻底。就拿他最受称道的对姐姐妹妹们的态度来看,他时不时地还会发点主子脾气,包括对待他最喜欢的晴雯,差一点要让晴雯走人,是袭人求他,晴雯哭了,才了事。这才是真石头,假宝玉,才是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补天之石、神瑛侍者、贾宝玉有三位一体的一面,也有区别。补天之石是天堂世界通了人性的石头,神瑛侍者是天堂世界人格化了的神,而贾宝玉是人间具有某些神性的人。

  傅光明:不知道别的男人如何,至少我有过这样的想法,羡慕宝玉,“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在内帷厮混。”而且,可以吃妹妹的胭脂,又能和袭人云雨,永远被女性所娇宠,所环绕,多幸福啊。他对男人没有好感,贾政、贾雨村、贾珍、贾琏是他不待见的,可他还愿与秦钟、蒋玉函交往,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女性化了。而反过来,女儿一旦男性化了,他便讨厌之极,产生恶感。他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他曾批评宝钗湘云:“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子,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蠹之流!”可见,在贾宝玉眼里,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染了男人味的女人,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只有未出嫁的女儿最清爽童真。让我们那份童真永远不嫁,也就是在心底始终保留一份童真。愿男人们都成了“怡红公子”,呵护、关爱女性,愿女人们永远“清爽可人”。

  孰优孰劣话黛钗

  傅光明:清朝时有一对儿引为知己的莫逆好友,都是“红迷”。但一个喜欢黛玉贬低宝钗,一个喜欢宝钗贬低黛玉,每次都为钗黛孰优孰劣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要不是有另外的老友及时赶到,双方非得老拳相向。从此两人约定,发誓决不再在一块儿共谈《红楼梦》,太伤和气了。钗黛孰优孰劣,都争200年了,今天咱们再请周思源先生来断断这个公案,“孰优孰劣话黛钗”。

  周思源:黛玉和宝钗究竟谁优谁劣,自《红楼梦》诞生以来一直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清代同光年间有两个文人邹弢和许伯谦是朋友,邹弢拥林贬薛,许伯谦尊薛贬林,两人各有一大套理论和根据。有一年春天两人谈起《红楼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JU YU,意见不合而争执)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秋试同舟”,许伯谦对邹弢说:“君何泥(顽固)而不化耶?”邹弢说:“子亦何为窒(不开窍)而不通耶?”两人“一笑而罢。嗣后放谈,终不及此。”一部小说的艺术形象居然能争论到这种程度。何况还不止黛钗二人,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这正是《红楼梦》艺术魅力无穷的表现之一,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

  黛玉和宝钗谁优谁劣,我们可以从她们两人的象征之物入手,看看她们各自的价值观、爱情观,为人处世怎么样。

  林黛玉的象征是长在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绛珠小草,所以也带有某些神性。这是黛玉和宝玉能够形成“木石前盟”的根本原因,也是曹雪芹在小说一开始就设计好了的黛玉和宝钗在价值观、爱情观、性格、命运上文化基因的根本区别。林黛玉性格的率直,她的美丽、多情、才华横溢,对爱情的执着追求,都和这个文化基因有关。

  绛珠小草是受了神瑛侍者每日浇灌的甘露才得以久延岁月,修成女体,所以黛玉自称是“草木之人”,《红楼梦曲.终身误》说,“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小草身世决定了林黛玉生命力非常脆弱,所以自幼体弱多病。因为绛珠的生命是神瑛侍者给的,所以黛玉对宝玉极度依赖,唯恐失去他,宝玉是黛玉生命的一切,她的多疑、小性就和这有密切关系。当绛珠仙子得知恩人下凡,决定追随而去,用一生的眼泪偿还他的甘露之恩。所以黛玉爱哭。神瑛侍者不满于天堂生活下凡是具有叛逆性的行为,而绛珠仙子也不愿在天堂为仙,情愿下凡为人,主要是出于报恩。所以林黛玉和贾宝玉在叛逆性上有共同之处,但在程度上要差得多。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神仙下凡者并不少见,绛珠仙子的特别主要不在于下凡,那不过是一引子;也不在于她对情感的渴望和至死不渝的追求,因为这对许多青年男女来说都一样,古代文艺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如孟姜女、杜丽娘、白娘子等很多。但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不是古代小说、戏曲中常见的一见钟情,不是一般的对爱情的坚贞,他俩的爱情是志同道合,情趣相投,这是那个时代所没有的或刚萌芽的,至今依旧具有现代性。林黛玉和薛宝钗、史湘云、袭人等女孩不一样,从来不对贾宝玉说那些让他读经中举之类的“混帐话”,只有她才能和贾宝玉分享心中所有的秘密。绛珠小草生命的延续,绛珠仙子生命的获得,以“还泪”报恩的方式,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

  曹雪芹除了用小草来象征林黛玉外,还用竹子来象征她的性格与命运。

  林黛玉住在潇湘馆。一进院子,“有千百杆翠竹遮映……后院墙下,得泉一脉,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院子里有这么多竹子,在大观园所有院子里是独一无二的。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人品高洁,刚直不阿,有节气。潇湘馆的竹子不是粗大的毛竹,而是细竹,象征带有女性的意味。

  “水”这个意旬在《红楼梦》中代表少女。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观园所有院子里,只有潇湘馆有水。曹雪芹显然是把林黛玉作为这些杰出少女的突出代表来写的。而且这水沟很浅,水很少,“盘旋竹下而出”。可见水和竹具有重要的关联。尤其是竹子长在潇湘馆,就舜帝南巡不归,他的妻子娥皇、女英千里寻夫,知道丈夫已死泪洒成了斑竹,最后投水自尽的传说联系起来,暗示了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潇湘馆中的竹子和水,生动地表明,曹雪芹在《红楼梦》所有女儿身上倾注爱心最多的是林黛玉。

  曹雪芹在黛玉身上注入了一些当时具有超前意义的品格:那种想要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愿望,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独立的文人气质。最典型的就是元春省亲那晚,黛玉本来想“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点是缺乏竞争意识,只求中庸,反对冒尖。这是中国文明在十六世纪后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注入了这种竞争意识。结果元春只让每人作一首。黛玉“胡乱作一首五言律(诗)应景”,得了个并列冠军。实际上大家都看得出来,宝钗那首是标准的应制诗,几乎句句歌功颂德,毫无诗味可言。而黛玉那首起码有“借得山川秀”一句诗味十足,气魄宏大。元春之所以裁判不公,显然是考虑到宝钗是亲戚,故意给个高分。而宝玉奉命作四首,元春认为最好的那首“杏帘在望”实际上是黛玉替宝玉“作弊”的。女性的这种想要主动展示才干的愿望在那个时代是违反封建礼教的,因此是非常了不起的,在黛玉身上很突出。而这恰恰是薛宝钗所特别缺乏的。这也体现在她的象征物之中。

  和黛玉想趁机“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华,图个自己高兴形成鲜明对比,宝钗则显得处处小心谨慎,唯恐贵妃元春不高兴。宝钗看见宝玉有一首诗用了“绿玉”二字,就悄悄提醒他:“她(元春)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改了‘怡红快绿’;你这回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她争驰了……”由于宝钗给他救了急,宝玉就说,“从此以后我只叫你师父,再不叫姐姐了。”宝钗却说:“……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由此可见,宝钗缺乏的正是黛玉这种自我意识,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追求。后四十回高鄂写的以宝钗装作黛玉欺骗宝玉成婚的调包计,宝钗默然接受。如果换了黛玉,她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红楼梦》里有两个人物的象征是石头,一个是贾宝玉,另一个是薛宝钗。她住的院子,“。。。步入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着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贾宝玉的石头和薛宝钗的石头区别是什么呢?是对生命价值态度的截然不同。女娲炼石补天的那块石头本来是没有生命的,而经过女娲锻炼之后,有了生命,有了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情感需求,所以才要求下凡“受享”。而薛宝钗住的蘅芜苑里,石块上没有花木,那些“异草”并不是石块上长出来的,而是攀缘在山石和石块上的,象征为宝钗服务的许多丫头。所以山石上面什么都没有,这是无生命的石头。贾宝玉的别号“无事忙”和“富贵闲人”这两个别号都是薛宝钗提出来的,这个现象很值得深思。与就是说,薛宝钗认为贾宝玉既然富贵就应该刻苦攻读,但是却闲得瞎忙,尽忙些非正经之事。从这里就足以看出,薛宝钗和贾宝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贾宝玉这块有生命的石头碰上薛宝钗这块无生命的石头,当然就没有缘分了,所以薛宝钗的院子才叫蘅芜苑,“恨无缘”嘛!

  蘅芜苑的山石的象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山石本身没有生命,也就是说薛宝钗对自己缺乏生命意识,主要体现在她的价值观、爱情观上;另一个是她对别的生命有些铁石心肠,主要表现在对待金钏之死的态度上。此外67回尤三姐死后柳湘莲出家,别人都很悲伤、同情、惋惜,宝钗却“并不在意”。怪不得薛宝钗吃的是冷香丸,她是个冷美人。

  林黛玉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薛宝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黛玉是唯恐失去贾宝玉,她的言行都比较明显,不大顾忌“影响”,这在封建社会非常难得。而薛宝钗则处处顾忌别人说三道四,掩饰自己的感情。

  有不少人批评宝钗“千方百计想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在一个很难与男性接触的社会,宝钗爱上宝玉是很自然的。“木石前盟”是神话,是黛玉的心理活动;荣国府上上下下人们的看法也只不过是看法而已。宝玉和黛玉连定婚都没有,即使在当时宝钗参与“争夺”也不为过。宝钗的悲剧恰恰是缺乏“争夺”的勇气,这是她不如黛玉的地方,因为在她看来,女孩子的婚姻要靠父母、兄长作主,争夺不符合礼教,丢人。所以27回她见黛玉去怡红院,自己就躲开。28回写到她的心理活动:“总是远着宝玉。。。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宝钗是个理智型少女,她极少有主动行为,几乎都是被动的。黛玉可不一样,听说宝玉得了个麒麟,而也有麒麟的史湘云来了,就赶紧到怡红院来探听。宝钗还不止一次地对黛玉或宝玉开宝黛两人关系的玩笑。25回宝玉中邪刚刚苏醒过来,贾府上下无不高兴万分。“别人未开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薛宝钗便回头看了她半日,嗤的一声笑。”大家都不明白宝钗为什么笑,“宝钗笑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渡众生;这如今宝玉、凤姐病了,又烧香还愿,赐福消灾;今才好些,又管林姑娘了姻缘了。你说忙的可笑不可笑?’”28回贾母让人叫宝玉和黛玉去她那里吃饭,黛玉去了,宝玉没去,陪母亲吃饭。宝钗两次催宝玉去,吃饭前说:“你正经去吧,吃不吃,陪着林姑娘走一趟,他心里打紧的不自在呢。”吃饭后宝钗说:“你叫他快吃了瞧林姑娘去吧,叫他在这里胡羼些什么。”宝钗心里不可能不喜欢宝玉,但是她缺乏争取爱情的勇气,她顾忌别人的议论,她要掩饰自己的感情。而这种玩笑恰恰在促进宝黛的爱情,为自己的悲剧增添砝码。蘅芜苑进门大石头挡住了院子里的房屋,是一种暗示,是象征主义写法,暗示宝钗常常掩饰自己的愿望和感情。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都是情感型的,而薛宝钗过于理智型了,理智到了对别人、对自己都冷漠了地步,于是曹雪芹只好让她住在“蘅芜苑”里“恨无缘”了。

  黛玉和宝钗都是写诗高手,在写诗上我们可以看出她俩艺术观、人生观的鲜明区别。

  宝钗写了4种体裁9首诗词,共计67句444个字。黛玉写了8种体裁25首诗词,共计256句1659个字。其中黛玉有3首歌行体长诗,宝钗没有。黛玉有11首是独自抒情之作,而宝钗的都是参加集体活动的作品。这是因为两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诗歌观念。宝钗视诗词为小道,说:“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女人分内之事。”“‘女子无才便是德’。。。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她认为女孩如果太重视作诗,“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所以宝钗是个自觉地遵守封建道德规范并且以此规范别人的女孩。在情感上她是自觉地压抑自己。而黛玉不然,她要抒发情感,所以不但写的多,而且有时感情奔涌,绝句、律诗格律严格,索性就用哥行,有时一气写三首。

  有一些学者认为,林黛玉在贾府“寄人篱下”,处处受歧视、迫害,贾府为了摆脱衰败,要和有钱的皇商薛家联姻,而薛宝钗处处巴结贾母、王夫人、元春等,最后她们做主,造成了黛死薛嫁。我觉得这是错觉和误会,也是曹雪芹在写作上真真假假造成的非常高明的阅读效果。

  我们如果仔细阅读《红楼梦》就会发现,在前八十回中贾母对于给宝玉找对象的标准非常明确,29回对张道士说:“。。。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中国历来是官本位,封建社会商人是没有地位的,所以胡雪岩要花大把银子买官,成为红顶商人。薛家到了薛宝钗时,自己这边已经没有当官的了。皇商也是商人。而贾府是两门国公,荣国府的贾政小说开头就是员外郎,相当于今副司长。那时官职少,员外郎是很大的官了。贾府根本不可能从经济因素出发来为贾宝玉选择妻子。

  黛玉父母双亡,住在舅舅家,自然很容易产生“寄人篱下”孤独之感。她在《葬花词》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是感觉,不是现实。人们通常以22回贾母要给薛宝钗做生日为例,证明歧视黛玉,这并不正确。因为宝钗十五岁,到了“及笄之年”,意味着女孩子成年,到了出嫁的年龄,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生日。还有一个原因,在中国传统文化礼仪中,在相同场合下客人的礼遇要高于自己人。《红楼梦》中有许多场合,贾母的位置最重要,其次是薛姨妈而不时王夫人。其实薛姨妈是王夫人的妹妹,但薛姨妈是贾府的亲戚,是客人,所以礼遇高于她姐姐。刘姥姥二进大观园,40回贾母在藕香榭设宴,“上面是二榻四几,是贾母薛姨妈(即每人一榻二几);下面一椅两几(区别在于榻可以躺或半躺,椅只能坐与靠)是王夫人的,余者都是一椅一几,东边是刘姥姥,刘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刘姥姥的位置竟在王夫人之上!为什么?因为贾母称她为“老亲家”。另外呢,元春省亲时,评价诗词说薛林两位妹妹的最好,薛在林前;送的礼物宝钗的也比黛玉的好。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在礼节上宝钗是亲戚,是客,而黛玉是自己人。元春只在省亲时见过宝钗一面,顶多觉得她诗词不错而已。她是贵妃,更不可能那么看重皇商,出于经济考虑决定宝玉的婚姻。45回黛玉对宝钗说:“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沿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连贾母的命根子宝玉和荣国府执掌大权的王熙凤别人尚且“虎视眈眈”,别人对黛玉说个闲话什么的应很自然了。而她由于父母双亡,所以心理上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这种脆弱心理必定爱生气,多疑,不容易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容易自我孤立。这是黛玉不如宝钗之处。

  从性格上来说,黛玉是情感型、外向型的,率真,宝钗则是理智型、比较内向,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但是自清代以来,一起就有认为宝钗奸诈虚伪。我觉得,这正是曹雪芹运用真真假假、以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写作手法的成功之处。有时候是咱们读者自己误读,有时候可能是作者有意识地将读者引入误区,慢慢让读者自己再走出误区,从而得到更多的审美情趣。第八回写宝钗“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这是因为宝钗是个严格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女孩,很有礼貌;又是刚到贾府,比较生疏,客居于此,罕言寡语是很自然的。时间长了她的话也不少,有时还动手呢。56回由于平儿说话滴水不漏,宝钗过来摸着她的脸笑道:“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做的。从早起来到这会子,你说的这些话,一套一个样了。。。”宝钗一气说了不下250字的话。王熙凤对她的评论“不干已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常常被用来证明宝钗虚伪,会做人。宝钗在贾府是亲戚,是客,所以她对贾府的事轻易不表示意见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封建道德规范的要求,并不虚伪。而在她姨妈王夫人让她和探春、李纨共同管理大观园时,薛宝钗接着探春的话侃侃而谈,对那些负责承包的婆子、媳妇们指出,为什么应当拿出一部分收入来与院子内外左领右舍们分享的道理,两段话说了几乎有一千字!如果说探春表现出一个大经济学家的水准,提出了承包制(当然这是曹雪芹的思想,当时这种思想在西方也刚刚兴起),那么薛宝钗就表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智慧。要论管理才干,林黛玉就不如薛宝钗了,再说她也没有兴趣呀。

  有些学者认为薛宝钗品质不好,主要是两件事。一是认为薛宝钗扑蝶时在滴翠亭听见小红和坠儿说话,她喊黛玉的小名是“嫁祸于人”。据心理学研究,人在突然情况下作出的反应,往往和他正在做的事情有关。而当时宝钗是去找黛玉,所以喊黛玉的名字是非常自然的。第二件事是金钏死后,王夫人想要给她两套新衣服妆裹发送,结果一问王熙凤,只有为林黛玉做生日做了两套新衣服。王夫人说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怕她忌讳,让裁缝赶制两套。结果薛宝钗说自己正好有两套新的,自己与金钏身材也差不多。有人就认为是宝钗趁机陷害黛玉。其实这正表现了宝钗大度,不爱计较,是她的优点。

  曹雪芹尽管最爱也最同情黛玉,但是对她也有委婉的批评,主要表现在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黛玉抽到的那支诗签上:“莫怨东风当自嗟”。“东风”这个意向在中国传统诗词中往往用来代表家长。最有名的就是宋代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用东风代表他母亲,她不喜欢陆游的表妹唐婉,逼迫他俩离婚。在《红楼梦》诗词中好几处“东风”都表示家长。林黛玉由于父母双亡,感到自己年龄慢慢大了,外婆贾母、舅妈王夫人不大关心自己的婚事。曹雪芹在这里对林黛玉有点批评的意思:不要埋怨家长,要叹息自己:女人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男人的身上。这个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即使21世纪的许多女性也未必能做到。黛玉悲剧的深刻性正在于此,一旦她失去贾宝玉,她的生命之水就枯竭了。

  薛宝钗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抽到的诗签“任是无情也动人”,她虽然有时无情,却也有十分动人的一面,这不仅是指她美丽、博学、多才,还有其它一些优点。在群体中生活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薛宝钗的“会做人”常常被认为是虚伪,我不认为是这样。薛宝钗的悲剧恰恰在于她极其真诚地信奉封建礼教,并且也真诚地劝别人也这样做。她批评黛玉在行酒令时引用《牡丹亭》、《西厢记》的词语,说什么“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等等,恰好证明她真诚。有些人是被迫作为牺牲,而薛宝钗是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作为牺牲,这正是她的悲剧性的深刻所在。以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些人整人可厉害了,其中有些人是品质问题,有些人则是从心底里信奉那些极左的东西,他真的认为你就是反革命,就要狠狠地整你才是革命行为。他们真诚地干着自认为革命其实对革命对人民对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的事,并不虚伪。

  关于黛玉和宝钗究竟谁优谁劣,除了对这两个艺术形象作客观地具体分析外,还在考虑到艺术欣赏对象和生活对象两个方面的区别。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黛玉和宝钗都是非常成功的艺术形象,很难分出高下。但从道德评价上来说,黛玉显得格外清纯、率真,对爱情追求的执着,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自觉,对封建礼教的某些反抗,都比宝钗强得多。宝钗最大的缺点就是冷酷无情,有点过于世故,封建意识浓厚,缺乏自我意识,她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她自己酿成的。因此在道德评判上宝钗不如黛玉。

  但是作为生活对象,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宝钗。这是为什么呢?

  艺术可以保持距离,审美客体(艺术品)和审美主体(艺术欣赏者)之间没有功利关系。因此艺术形象的缺点并不会转化为审美主体实际上遇到的麻烦,这种缺点(比如黛玉小心眼)有时候还会给人们的审美带来快乐。但是作为生活对象,比如找对象,让一个女孩成为自己的妻子或儿媳妇,成为生活中的实际存在,那么双方就时刻存在着功利关系。黛玉是诗人气质,只会做诗,不擅做人。他健康状况欠佳,爱生气,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缺乏管理才干。而这些正是宝钗的长处和优势。封建道德观念已经不成为现代女性的问题,因此宝钗身上不可接受的东西相对比较少。相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为人宽容,会关心人,善于持家,比较健康,这些都是男子择偶必定会考虑的因素。

  黛玉和宝钗都是曹雪芹倾注了极大爱心的少女,当然对黛玉更多一些。她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而二人所长相加则是曹雪芹理想中的少女,所以“钗黛合一”既反映了曹雪芹的愿望,也表明了他的无奈。

  傅光明:正像周教授说的,从艺术上讲,林黛玉和薛宝钗是曹雪芹塑造的两个极为成功的人物形象。我一直是这么看的,黛玉更艺术化,是理想化的诗化的艺术人,而宝钗更生活化,是生活化世俗的社会人。从今天的世俗观点来说,会觉得多疑、小性、尖酸刻薄的黛玉们,难以有生存的空间,而开朗、练达、工于心计的宝钗们,却可以轻易就当上了白领、金领,有房子、有车。但如果你身边的女性,全都成了薛宝钗,就会没有了“艺术”,那多苍白!很多《红楼梦》的读者都是希望钗黛合一的。周教授也讲到了,如果那样,那就是完人了。生活中是没有的。要是按照读者的期待写,还是曹雪芹吗?那不成写言情小说了。不知得有多少读者埋怨曹雪芹,为什么不让宝玉和黛玉结婚。他们俩真要是结婚了,婚姻生活会怎样?那就不是艺术了。所以,对于世俗的男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该如何对待黛钗呢?我倒有个注意:把薛宝钗娶回家,拿林黛玉当梦中情人。

  最后,让感谢周思源教授的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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